[荐]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

蓟门决策    发表于 2012年03月21日 09:02 阅读(loading...) 评论(1) 分类: 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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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登载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文章说,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详论如下:


  本栏上周阐述了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演进。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要检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先来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另文论述。


  应当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早就发展出一种世俗文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是否定超然或者“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但并不对这个“形而上”世界进行讨论和研究。佛教相信“来世”,相信超然世界,但在进入中国、经过儒家修正之后,也不像西方神学那样去探讨那个外在世界。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种类似西方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没有形成“形而上”哲学,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期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和文化的世俗性有关。不过,另一方面,缺少“形而上”体系这个现实,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缺失独立的学术精神。在“形而上”领域,人们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并可以与之对话。在超然世界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这个超然世界对话,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具有其合理性。


  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看,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即和王权有关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在王权之外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体制内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和佛家,体制外主要是道家和“江湖派”。


  道家没有能够创造中国的知识体系。道家强调独立,具备追求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思想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知识体系?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道家退出政治社会,不关心人类社会;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道家主客体不分。同样,道家因为强调个人的修养,也不追求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无关。总体上说,道家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哲学。当然,作为一个关于个人修炼的哲学,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很多人所信仰。这也是一种权力,但这里的权力概念,和我们所讨论的已经有了区别。因此,我们这里不讨论道家。


  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密


  在中国的传统中,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王权服务的,并且依附于王权的;二是儒家是提倡“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也就是说,儒家主要是用道德来感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儒家也因此被称为是道德哲学。


  不过,为王权服务和依附王权,实际上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两种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了王权服务的。“学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劝说各国君主接受其政治理念。但是,那个时候儒家是独立的,并没有依附于王权。人们不难看出,儒家当时具有非常进取的精神。


  但是,一旦儒家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和王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为王权服务,而且依附王权,不再具有独立精神。在为王权服务这个总体构架下,儒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第一,对王权,儒家完全依附。儒家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就是今天掌握意识形态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愚忠是普遍现象。儒家为了取悦王权而不惜说假话。当然,儒家也有真正忠诚的分子,他们能够严格坚持儒家“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信念,甚至不惜生命向掌权者说他们所理解的真话。但即使是这一群体,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说真话”的儒家和统治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紧张。当现实世界不符合儒家的社会理念的时候,儒家就会勇敢地向王权说真话,导致王权的不快。有时候,这当然有不好的结局,因为说真话而杀头的案例也是有的。


  第二,对自己这个群体,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无遗。儒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参与统治,把自己成为统治过程的一部分。历史上,儒家是最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群体。但同时,儒家是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在儒家那里,社会阶层是具有等级的,而这个等级是通过政治划分的。儒家的等级就是“士、农、工、商”。通过这种等级划分,儒家成功地把其他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也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儒家认为,君子具有善的品德,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针对其他社会群体。不过,历史上,儒家追求政治参与,而排斥其他群体参与政治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代价的。面对王权,儒家实际上也往往非常微弱。儒家的道德力量何以能够对王权构成任何制约呢?在任何国家,能够制约王权的是具有人口力量的社会,或者具有经济力量的商业阶层,或者两者的结合。儒家把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自己也往往成为牺牲品。在很多场合,为了权力,儒家的犬儒主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对社会来说,儒家也是极其自私。尽管儒家这个群体本身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儒,通过接受教育而成为儒。“有教无类”是儒家学说的一个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儒家的知识是向社会开放的。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反,这个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显然,在“有教无类”的思想传播到西方后,西方就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的教育哲学,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结构。而中国尽管很早就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但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


  一些学者把儒家称之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确在很多方面,儒家有些类似西方自由主义,例如提倡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干预。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具有进步性。西方自由主义两个核心。第一就是相信进步,相信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第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不断改革现存体制,求得进步。儒家则不同,相信第一个层面,但对第二个层面的变迁不甚感兴趣。自《易经》以来,中国多数思想流派认为“变”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因为对《易经》来说,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否定“变”,也接受“变”,包括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并不主张人为地去促动变革。儒家是一种非常发达的保守哲学,利用现存因素来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社会秩序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为王权所有。很显然,对王权来说,秩序是一切。


  儒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问题。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量,其关切的是如何维持现存秩序,而不是改变现存秩序。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经常批评现存秩序。儒家什么时候会批评现存秩序呢?那就是当其认为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的“规范”秩序的时候。就是说,儒家是用其理想来批评现存秩序。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好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得了病,找医生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要把病人医好。医生根据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所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么只能说医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错了或者不够,而不能说病人生错病了,因为这里病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情况刚好相反。当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而和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时候,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儒家因此往往结合王权来阻止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可以说,在儒家主导下,中国历史往往是在“削足适履”的状态下演进的。


  佛家从印度传入。刚开始的时候,儒家也极力反对佛教的。但后来,儒家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劳。佛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权力、利益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密切关联。从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佛教和儒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儒家和佛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那么体制外关心权力的群体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当然是对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一个统称。“江湖派”里面也有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里面很多人是关心权力的。他们沦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为不能挤入体制内,就是说想进入体制但失败了,于是对现存体制产生了不满。但有些则本来就对现存体制不满。这个群体对权力感兴趣,他们追求权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反权力”,就是想方设法挑战现存体制,通过推翻现存体制而获得权力。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过程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群体和我们上周所讨论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知识分子是通过创造新的知识体系,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规范”学说来挑战现存权力。中国的“江湖派”并不这样。他们往往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路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强调的是现存掌权者已经不再能够恪守早先的承诺,或者说已经不能履行“天命”了,因此应当挑战掌权者,推翻他们的统治。“天命”应当转移到“反权力者”那里,这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理念,也是他们动员社会力量的手段。但是,一旦当反权力者真的得到了权力,那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和原先的掌权者毫无区别。


  中国历代皇朝简单更替、再复制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没有任何知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用马克思的物质主义观点来看,这主要是取决于中国农业社会这一事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永远没有逃离农业社会的陷阱呢?在一些历史阶段,中国成为相当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国曾经有过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没有结果。不管怎样,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的演进,新的知识体系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和其没有产生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知识体系是有关联的。诚如韦伯所言,中国很多因素包括儒家学说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都阻止了中国经济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进程中哪些方面起了作用,哪些方面没有发生作用。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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