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从非洲的南端开普敦穿国整个南非到达纳米比亚中部的温德克


　　
    从开普敦出发，我的心情很兴奋，不亚于我当初在伦敦登机的心情，由于车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们一直保持交谈。这么长的旅程，我们彼此了解的东西的确很多，他的背景，我的经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非洲的命运。但是谈话的主题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社会主义和非洲。

　清晨的开普敦街头十分宁静


云彩消失后桌山山顶如此平整

    已经58岁的班克是加纳人，他的父母家庭比较富裕，年轻时在英国读书。父母希望他不再是非洲人，所以把他生在了伦敦，于是班克成了英国国籍。在英国读完法律的班克，却一心要做非洲人，致力于非洲政治改革与发展，所以他回到非洲。在他3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先后在加纳、波兹宛纳、英国、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律师所、高等法院、司法部、大使馆、大学和研究中心工作过，做过律师、法官助理、大学讲师、研究员等等，在我看来他的最高职务是担任纳米比亚司法部法律改革委员会主任。而他至今对政治的热情，也显示了他壮志未酬的郁闷。

　　
    班克喜欢把中国人与非洲人进行比较。他说，中国是个很有生命力的民族，是个强大的民族，遍布世界的民族。他说：中国人在那里都是中国人，在那里都会在别的国家建立一个“国中国——唐人街”。在美国的中国人依然讲着中国话，几代了还是会讲中国话，新加坡的中国人讲中国话，被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人讲中国话，在非洲的中国人讲中国话，中国人是不会消亡的，中国话是不会消亡的。但是非洲却不一样了，非洲人到了美国就不再是非洲人了，也不会讲非洲话了，在非洲的非洲人也宁愿讲英语、讲法语，非洲人会自己消灭自己，会自己忘掉自己的语言。也正是班克的这种“非洲观”，所以自从2000年起，班克就离开纳米比亚司法部，成为泛非主义的成员，到了南非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工作，献身于非洲文化统一的推动工作。

　　
    班克认为资本主义在非洲是失败的，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非洲。听起来好象是剽窃“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为他喜欢毛泽东，所以我把班克的话翻译成社会主义的味道。

　　
    我见过很多外国朋友夸赞中国，但是大多是中国的美好河山、各种美食和文化传统，很少有外国人这么刻意崇尚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我还是感觉班克对中国的研究并不太多，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了解更少。他常夸赞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他认为在中国人人都能吃饭，人人都能看得起病，工作很好安排。我告诉他，中国已经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的中国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条件相差很大，而且就业竞争的压力也很大，大学生已经不再包分配工作了。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社会福利的问题，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就业那么容易。但是班克不怎么相信我的话，看来他心中的中国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最后，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些问题显出了一点失望，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喜欢中国，他认为要学习中国。

　　
    班克却非常不喜欢美国，特别是美国文化。他谈起美国来，就说美国“可口可乐”。他认为美国文化就象“可口可乐”一样影响了全球的人。他的口气完全不是赞誉，他甚至看不惯非洲年轻人因为追逐美国文化而抛弃了非洲民族文化。在表达对美国不满的时候，他非常坚定而自豪地对我说：“美国没有了。这世界是中国的未来。非洲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还是想去美国。我比他们首先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也许正因为班克看到了中国很快成为这个世界的标志，所以他很想到中国学习。他说他先学习两年语言，然后学习、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要把中国的东西传到非洲。他因此说出了他这么想认识我并邀请我到纳米比亚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在广州联系读书或者工作，他更希望他的儿子也去广州留学。因为他的儿子得一种黑人比较容易得的危险的病，在比较冷的天气就有容易发着，而且不是很多医院都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他说，他已经知道，新加坡有个医院是可以治疗的，他甚至准备了一些关于这种病的资料，希望我回广州帮忙找找是否有这方面的医生。为了减少危险，他觉得只有广东和海南比较适合他们父子两居住。我告诉他，学习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工作可能比较难找。我坦诚地告诉他，象他这么大年龄在如今的中国实在难找工作，英语外教是否好找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他这么严肃认真，很少微笑和开玩笑的老人，可能也不受语言学校的欢迎。我所说的困难并没有吓褪他的热情。班克突然说起了中国的西部开发，他说你们不是在搞西部开发吗？西部需要投资，就需要外语人才，我可以到中国西部去教英语。

　　
    我与班克的交流热情洋溢了一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他的心情好极了，他第一次与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深入”交流了10来个小时关于中国，而且他还有10几天的时间继续。然而，我渐渐开始觉得枯燥起来，中间我不断的插话询问关于在纳米比亚那里可以看见沙漠，哪里可以看见成群的野兽甚至动物残食的场面。他却简单明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好在一路上也没有特别的景致，所以我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耐心与他谈论与政治有关的话题。班克好象除了政治，就没有别的兴趣，他可以把生活里的一切与政治、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我看见很多地用铁丝围着，原来这些都是白人的土地，特别是好的土地，基本上都被白人占有了。政府还拥有的是一毛不拔的荒地、戈壁、沙漠。于是他又谈到越来越激烈的津巴布韦土地革命。1980年以后，虽然津巴布韦的国政已经转移到了黑人族裔的手上，但是该国超过70%的可耕土地却仍然把持在占总人口不到1%的少数白人手上。2000年开始，津巴布韦政府以白人所持有之土地系在殖民时代从黑人原住民手中非法取得为理由，进行激烈的地权转移运动，强制没收白人拥有的土地。此举造成境内白种农人的大量出走，动摇经济，冲突不断。班克对此事却没有太多的评价，他除了希望津巴布韦能够顺利成功给其他非洲国家一个榜样外，可以看除他并不认为津巴布韦的土地革命比非洲社会主义更有效。在土地私有化的非洲怎么样进行社会主义呢？我没有与班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我虽然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对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可是个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