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 马克思诞辰日,说“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钱宏    发表于 2012年05月05日 21:40 阅读(loading...) 评论(2) 分类: 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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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如何重新“出场”与“在场”?

——也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无党派人士、全球共生研究院:钱  

按语:今天是又一个马克思诞辰日,我不由得要再次生发下面这篇短文,网友有如下留言:

Htigerdvd:还念叨他,让他远离中国吧。他当初也不过落迫写几本养家湖口的书而已!我们后人不知其当初的动机和目的究竟是否高尚,是否为了解放全人类。但其几经被掺杂和勾兑,传至中国,味已非味。况且时间的证明其终究会被普众厌倦。任何一套理论都会有他生命周期的。

我不得不说:在欧洲和美国的确如此,欧洲早已实行了福利国家制度,而美国也早在1890年由议会通过了《反垄断法》!可悲的,唯独打着马克思(本质就是反特权、反垄断、反操纵)旗号的中国,历史的周期又转回到这套理论生命周期上,与之重合,你反感也没有用呀!嘻嘻!

201255

日前路过新星出版社,顺便看望老友刘丽华和新朋高磊女士。丽华知道我还在躬耕田亩的1970年代,就在田埂上陆陆续续通读过《马恩全集》,于是特意告诉我说,他们社出版了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教授最新写的Why Marx Was Right中译本。今再发此短文,以志纪念。

老实说,由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个书名过于直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些年突然走红却又一风而过的“为什么‘不’?”、“为什么‘能’?”这些个市场书。但我对马克思本人情有独钟,还是,当仁不让地请她们馈赠一本。

同时,我想到自己20079月在北京西山开会时写的下面这篇小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如何“出场”与“在场”?》,当时的起因是,驳斥某位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学术权威主张“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治国理念”而作的,且正巧读过另一位英国人戴维·麦克莱伦写的《马克思传》。

今晨,约略读过特里·伊格尔顿新作。如果说《马克思传》的作者更多地正向论述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对人类的贡献,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更多地采用驳论的方式从当今世界局势的对比上,在学理上对马克思的思想和包含恩格斯的贡献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特里·伊格尔顿不愧是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权威,从十个方面反驳了当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它们分别是“终结论”、“暴政论”、“宿命论”、“乌托邦论”、“经济决定论”、“唯物论”、“阶级论”、“暴力论”、“强国论”、“无用论”——作者没有回避马克思思想中的不足,而是力求厘清什么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什么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特别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本质力量——“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是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所有批判(思想的、理论的、实践的),原自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第一次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阐述的哲学原理,即在人与历史(包括整体、集体、国家、政党、理性、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上,确立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目的,是历史的出发点、过程与归宿,是一切价值和正义的源泉。“历史并不是利用人实现自己目的的独立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身目的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

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思想史上独创的哲学原理,在人类过往历史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资本主义实践中,在共产主义思潮、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了现实依据,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中,总体上获得一以贯之的展开。

而不管后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或“社会主义的名义”展开了怎样的历史实践,只要是违背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目的这一哲学原理,或者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国家制度、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剥削人、压迫人、支配人、损害人的本质,就都不能损害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本质力量的思想价值。

特里·伊格尔顿的这一论述,正是我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一贯认识,所以,我完全赞同。正是基于这样相同的认识,联系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实践,我得出的结论是:

马克思主义还不能退出历史,而且,马克思作为“一个谴责世间非正义的先知”,也不能离开中国!

这就是我写作《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如何重新“出场”与“在场”?》的动机(该文内容原发表在拙著《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一书的附录:《我也有一个梦想》,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

现连同这个按语一道再次发表,以飨诸君。

 

20111029于天通开关居

 

2006年,我有幸读到英国政治学家和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教授写的《马克思传》,我访问欧洲时对于马克思贡献的感觉,无意间得到了一个印证。

戴维·麦克莱伦教授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数百万人用它来表达他们对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作为反抗的工具,马克思对宗教的描述给很多从中看到自己使命的人以很大的力量:“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正是这些给科学公式的简化和制度化的愿望带来了麻烦。正如一位前共产主义者依纳齐奥·斯隆所:“宣称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越大,这些理论的生命也就越短暂,但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将是永恒的。理论和价值之间的区别没有被充分地认识,但是这种区别是根本性的。依靠一套理论,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学派;但是依靠一套价值,一个人可以创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对他未来的学生利用他的思想感到愤怒,以至于他在生命将尽时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些同样的思想(虽然是被歪曲的、修改的或者被重新解释了的)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这些思想给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维度。

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两方面都是思想的巨人。但是,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们,一旦手握重权,就忘记了马克思本人说过“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恶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8289页)。

我注意到在199920022005英国教授、BBC广播公司、路透社组织的有全球政界、商界、学界、文艺界和广大网民参与的四次(1999年两次)“千年第一思想家”评选中三次获得第一,2002亦仅1分之差落后于爱因斯坦,但是,这个世界新世纪的人们给予马克思先生的这份殊荣,与任何凭借马克思之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谋取特权——名望、地位、利益——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内在关联,甚至外在的间接关联也很勉强;正如CCTV新闻联播节目固定栏目《永恒的丰碑》、《红色记忆》中介绍的革命先烈和建国以来的社会楷模(如雷锋、孔繁森、严宏昌、袁庚、钱学森、袁隆平、王冼、张瑞敏、牛玉儒、任长霞等)抛头洒血、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事迹,与发放“权力债券”的合理性、合法性之间没有任何显性关联一样!而谋取社会组织“特殊法权”合理性的任何思想、说词或理论,只能使伟大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受耻蒙羞,只能让光荣的革命先烈悔恨痛哭,只会叫正确的社会楷模尴尬难堪!

人类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整体,在现代文明社会,社会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人及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总和;因此,社会的对立面不是个人,而是封建的宗法势力或资本的垄断势力、传统国家和官僚机器等等。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一种把社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超越任何宗法、垄断、国家和官僚机器价值取向的普世价值取向。这里,有一个区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模式问题。原则即指本质和基本特征,因而是共同的,具有普世价值;而模式则是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特征在某些国家一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带有很大的民族特色。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所处社会形态不同,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在各国形成的模式必然是多样的。如果把原则与模式混为一谈,要求各国按照统一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果必然带来死板和僵化,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有机体,失去生机与活力。

社会主义的原则只有一条,这就是普遍的社会正义,即普世正义和幸福;而社会主义的模式可以有无数种变奏——社会主义是一首无比恢宏的人类交响乐!同时,社会形态属于社会主义原则范畴,国家形态属于社会主义模式范畴。追求普世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有四大目标诉求,即:在经济目标上的诉求,是非雇佣的生产合作及广泛联合的利益共同体(雇佣生产,无论是私人雇佣,还是国家雇佣,无论是被迫雇佣,还自愿雇佣,是一切奴役、压迫、剥削和人身依附之源);在政治目标上的诉求,是民主宪政及自治联邦和广泛发达的社会组织;在文化伦理目标上的诉求,是“他人”、“他者”高于一切;在社会目标上的诉求,是和合共生——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称之为“大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以区别于1954年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描述的以计划经济和名为公有制实则国有(部门)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大政府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形态,也区别于1978年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市长型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专制不是社会主义,野蛮不是社会主义,恶耗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贫穷、专制、野蛮、恶耗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普世正义的原则。因而代之以能够体现普世正义原则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诣的社会主义。因此,一切以牺牲部分人权益(权利和利益)为代价的社会发展模式,都与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

社会主义普世正义原则起源于自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反对对人的奴役、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和理论探索,经历了直接进入现代世界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共产党)各种政治派别100多年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前后,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方面出现了至少十种主要派别,一是路易·布朗的“市场国家派”;二是蒲鲁东的“合作公社派”;三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的“议会道路派”;四是卢森堡的“直接民主派”;五是介于伯恩斯坦和卢森堡之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及晚年陈独秀的“修正派”;六是列宁的“先锋队派”;七是孙中山的“综合派”(三民主义是典型);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中央集权派”;九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派”;十是巴枯宁的“无政府派”。除了墨索里尼希特勒、巴枯宁这两种变体之外,其他八种社会主义派别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在实践中主要发展出三种国家模式,一是“合作公社模式”,二是“集中计划模式”,三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使社会主义普世正义原则在这同国家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具体体现,一方面普世正义原则事实上被发达资本主义所吸纳融合,并体现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如福利国家),另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国家特色,出现了像苏联东欧等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极端变体(最突出的成就表现这组成人类两大部分男人和女人实现完全社会平等),与此同时,还有无数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变体形式。在苏东剧变后,今天世界上至少存在6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即:1、多元民主社会主义;2、“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3、市场社会主义;4、生态社会主义;5、女权社会主义;6、新托派社会主义。但无论哪一种社会主义,在普世正义的社会主义原则下,都既要反对并超越专制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要反对并超越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现实。因为,前一种模式在思想上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在政治经济权力上奉行超稳定而腐败滋生,最糟糕的政治后果是形成了新的官僚阶级,而后者,则在事实上进一步造成和拉大富国、富人与穷国、穷人之间的距离。

因此,在现实历史实践中,“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的认识,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相当严重。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形成,有它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在苏联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它只是苏联一国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初步尝试。可是长期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被绝对化、神圣化了,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成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和典范。今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条政纲,大部分已经在发达国家中实现,有些甚至已经超出(例如全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如果非要给它戴上一顶资本主义的帽子,那也是“社会资本主义”,而这样一来,那些既欠发达,又高度集权的国家,我们只能把它们叫做“资本社会主义”。按照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几条界定,我们仍然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但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关于未来社会应当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等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早已取得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几时才能作出与之相称的制度安排即制度创新呢?

世界上最忠实实行马克思的理论的,也许有两个地区,一是西北欧洲地区,一是北美地区。其他大部分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行谋取小集团利益或特权之实,是逆流,所以叫得很响,人民也被害得最惨,最起码是嘴惠而实不至;而西北欧洲和北美地区实际上运用了马克思的理论解决了一些社会不公正的实际问题,是顺流而下,所以不需要整天叫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人民已经得到实惠和善待。

善待人民,善待社会,就是扶持人民自己成长,发挥自组织力,帮助人民健康有序合法地自己组织起来。限制人民的自组织力,从大禹他爹的时代就证明是导致天下大乱之根。不管你的限制力有多么强大,多么无所不在,总是会有“人算不如天算”的时候和角落。中国将来最大最强,一旦暴发席卷面也最广最深的政治势力,不是现在基本被边缘化的左翼或右翼人士,也不是单个下岗工人、单个失地农民、转业军人、失业大学生、中小企业主,他们要搞点儿动静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基本在政府和主流人士可控制、也多少可容忍的范围内,即使真要闹事稍施威逼利诱手段也容易各个击破。所以,他们这些显性群体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和挑战。能够形成真正的政治势力对既得利益集团构成挑战的,恰恰是那些到今天为止看上去仍然很不起眼的一个特殊人群,这就是,现在正在每年以千万数计的走向城市的所谓“外来务工人员”即“农民工”(这是一个多少带有身份歧视的意为外来者的字眼)。他们不但将使中国城市人口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而且也将改变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态。1992年,中国取消粮票、布票供应客观上使他们获得走出土地束缚的自由后,16年来,尽管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大量的农民不能向城市居民那样选择工作,只能从事“脏、累、苦、险”的工作,尽管他们的身心健康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但是,他们已经和正在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和中国城市化运动的每一个环节,深入到每一个原住民的家庭并与这些家庭成员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千丝万缕相连……如果他们长期被忽视、被歧视、被渺视而得不到善待,一旦暗地里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比如“中国新市民Party”什么的,再有左翼或右翼人士、下岗工人、转业军人、失业大学生、中小企业主加盟其中,其力量足以翻天覆地,引发一场涉及全国的城市政治大地震,每一个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施恶的城市原住民,从里弄老头老太太到政府公务员,都将很可能很难幸免于难……所以,中国政府亟需出台善待他们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和法律保障,保障他们顺利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否则上海世博会提出的口号“Better City,Better Life”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和笑话,有谁能想象,谁敢想象数以亿计的“新市民”长期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生活以外,将会是什么结果?)。不是去打压或限制他们,而积极主动地扶持他们成长,让他们自己健康有序地组织起来。当然,这只是政府扶持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一部分。

诚然,世界上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知识、主义、思想可以照搬照抄,知识不是现成的货币,可以拿来就用。另一方面,人类创造的理论、知识、主义、思想等等,在最基本的价值层面上都是相通的,所以才有普世价值之说,这意思,其实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只要具有普世价值,比如公平正义,你管他叫什么名称的理论、知识、主义、思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自组织力。这就我所谓的背景主义或背景学的结论。这一差别,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命运:是被历史书写,还是书写历史。

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还不失为一种弱势群体争取自己权利和政府中开明人士可以运用的现成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世界的改进是事实,美国的《反垄断法》(1890)就是这一改进成果之一。

现在,有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治国理念,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反对的意见竟是来自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一是因斯大林日丹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人民的立场,但是一种从结果推导原因的经验主义情绪释放;一是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但不能帮助政府惩治人民,反而可能让人民运用其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反抗社会不公,所以不利于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官家的立场,是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立场。

但是,我想,既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宪法依旧开宗明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那么,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包括以国为公器的官员和普通公民),就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现成的工具手段加以运用,直至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真的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不是给自己帮忙反而是添乱时再说:要么放弃权力,要么改进工作,要么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代言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大家好商量。现在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子的既得利益集团,恐怕最不能接受的倒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因为这些他们可以统统归结到“西方”这个垃圾桶里不予理睬,你叫就叫几句好了,只要不诉诸行动就让你叫,既得利益集团最不能接受的是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把社会,而不是国家、政府、党放在优先位置的解释,因为这与他们现实作为太矛盾,却又没有办法公然反驳这一观点,他们总不能承认“社会主义就是没有社会”吧?

这听上去好像有点匪夷所思,但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当资本包括跨国资本遍布国中,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至于“利用马克思理论”这没有什么不妥的,利用是个中性词,他的反面是“不利用”或者说超出学理范畴进入信仰,那就“崇拜”,其实崇拜也是利用,是无条件地利用。就像手段也是中性词,是与目的相对的一样。为什么要利用呢?因为常言说得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能凭空创造,路一定是在脚下延伸开去,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有的概念工具能够用的,为什么不用呢?关键是看对于发挥中国人民的自组织力有没有意义,而不是看概念自西方还是东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东西,但它既然在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了几十年,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中了,这不是谁想丢就能丢得掉的,与高明不高明也没有多大关系。我只不过说了句大实话。

我的问题很简单,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在大陆中国的人民要得到公平正义还有没有意义,是不是一种现成的成本最低的工具方法。如果说是,他和生态文明,和其他人们推崇的普世价值是一种什么关系?有没有共通性。如果有共通性,在规劝当政者接受上,是不是用这个“马术”比用别的什么“术”比如“自由主义”比如“传统主义”比如“文革主义”更容易,阻力位最小,如果是,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毕竟“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不是今天突发其想提出来的,早就写进宪法写进执政党党章了,即使现在有些当权者不爽,也不能公然反对这个张扬公正正义的主义。孙中山早就说过,他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在不再是用东方、西方看待事物的时代了,自己不去创造,就会在前人创造的东西里面挑三捡四再来复制算什么本事?关键是要想创造历史也不能凭空创造,要从现成的话语语境中找出有可能加以改造利用的东西,先做些铺路架桥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还有这样的价值,不要随手扔掉了。很显然,中国当前最有权有势的群体,也是最害怕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但如果他们还思进取,还有一点点良知,就不会公然放弃马克思主义,更不会攻击希望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努力。博主文中提到了新市民,这不是谁能随便绕过去的问题,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问题关键,而到目前为止,盘点一下中国官方可以容忍或接受的意识形态工具,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最好、最方便的现成武器。如果有人把新生社会力量的这一点武功都企图废掉,要么是不负责任,要么是缺乏最起码的良知。从现实中寻找历史前进的突破口的努力,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丢开现实去理念化地另搞套,根在哪里?落脚点呢?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根”是个落脚点,但是,落脚点只是继续前进的一个点,不是前进的全部内容,这就需要发挥中国自己的创造性,用我的话说,就是发挥人民的自组织力,发挥社会的自组织力。

要真正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普遍正义的原则方法,无论是好官,还是一般人民,还要具体地落到中国内部问题上,拿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和监控办法来。

所以,无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怎样的成功,但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问题,还远不是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拥有什么权利和尽什么义务),而仍然是如何处理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特别是首先在自己国家基础政治制度上,彻底解决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保障社会效率,以赢得最基本的社会政治资本——全体公民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可能性和公民身份的认同感、自豪感;对于不同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利益集团)在目标差异性和合法差距性的可接受度;对于国家社会和合共生——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广泛认同和共识;承认并为了共生、共存而激发起对一切历史公案和现实冲突实行大和解、大妥协、大融合的智慧与勇气。

当初,大英帝国首先彻底解决了自己内部的问题赢得长足发展的社会政治资本后,才成为人类许多普世价值和现代文明的传播者,才能在她的土壤里接纳和生养出一个“千年第一思想家”!

今日中国,也能复垦出这样的土壤吗?

 

2007911于北京西郊双清别墅香山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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