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有退休官员才支持财产申报

曹　林

　　紧跟时代步伐和发展潮流，每年两会都会涌现许多新的热点和新的议题，但也有不少议题是每年都会不厌其烦地被代表委员们顶成焦点的，典型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可谓凡两会必提。今年提起这个议题的是一帮退休官员，巩献田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等人，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和中央提交建议，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并得到了化学工业部原部长秦仲达等50名退休官员、学者及各界人士的支持。（3月3日《新京报》）
　　屡提屡沉屡沉屡提，公众对这个议题的坚毅，就像那个推举巨石的西西弗斯那样，石头不断滚落下又不断推上山顶——公众所以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念兹在兹不断提起，出于对一种反腐常识的理性认知和执着坚守：如想真正地遏制住腐败，不要拿那些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的制度自欺欺人，而要回归和尊重基本的反腐常识，财产申报制就属这种常识。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并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故又被称为“阳光法案”，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完善，经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已日渐成熟，成为反腐败斗争强有力的武器。阳光是腐败的天敌，公开是腐败的克星，很难指望一个暗箱中的权力能自觉克服腐败诱惑，财产申报制是人类政治文明经过试错后沉淀下来的普世价值和常识制度，中国的反腐不能一再漠视这个常识。
　　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到化学工业部原部长秦仲达，此次提起官员财产申报制的是一帮退休官员——这种特殊的身份很耐人寻味。在我印象中，以往提起这个议题的一般都是媒体、专家和网友，比如前年就是人大代表、法学教授王全杰，去年是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贤亮，今年早些时候是人民网一群网友。退休官员能站出来提起这个议题，当然是一种进步：一来他们的当官经历能给申报制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必要性论证，二来退休高官的身份会声音更有政治影响力，更有利于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退休高官愿意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推进一种限权反腐制度的建设，这当然很值得赞赏。但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官员退休后才会呼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而似乎没有一个在职官员站出来推进这一制度呢？
　　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因为官员退休后已经脱离了官僚体制的束缚，可以不必顾忌同僚和上级的脸色，说话可以更自由；更重要的是，已不在其位的官员可以超越昔日在位时的阶层利益立场束缚，站到公共利益的立场上。显然，官员财产申报制是一个课加到官员身上的约束，它需要官员让渡出部分权力和隐私，限制住了官员以权谋私的可能，使自己暴露在阳光下很容易受到公众的监督——屁股决定脑袋，自然很难指望在位的官员会张开双臂欢迎一种施加于自身的限制。不仅不欢迎，甚至会竭力反对这种制度，4年前舆论呼声极高的申报制最终未能写入《公务员法》，就是源于公务员群体的阻碍。
　　没人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外在约束，没有官员这就是至多只有退休官员才会呼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而在职官员不会站出来的原因。
　　官员群体在财产申报制上的失语虽在意料之中，但让公众非常失望。想起了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知道自己意志薄弱，他在驾船接近栖居着女妖塞壬的海岸时，惟恐自己禁不住她们迷人歌喉的诱惑，便要求同伴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并用蜡封住他们的耳朵。一个对自身人性弱点有充分警惕并有志于将手中权力用于公益的群体，应该有这种自缚权力的政治美德，抵制住某种特权利益的诱惑而欢迎一种约束加于自身。
　　一方面，只有以制度自缚权力才能为自己手中的权力赢得充分的合法性。当你的权力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当你的财产情况不被公众知晓时，你拿什么让公众相信你权力的清白，相信你不会凭借公权牟取私人利益？而一种权力如果缺乏这种合法性基础的话，既不会有公信力又难以树立权威。只有自觉将自身的权力置于一种外部监督之下，使自己的财产让每个人都看得到，才能论证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我的所有财产都在这里，每一分钱都有清晰的来源，你们能通过我的财产看到我的权力，所以我的权力是正当并可以信任的。一种健康、阳光的权力，也不会惮于公布自己的财产。
　　另一方面，官员也只有自觉公布财产，才能在公众面前树立起道德标杆，不至成为公众抗法的借口。正如去年政协委员张贤亮的提案所言：一定级别公务员家庭财产及收入定期申报，这样不仅对腐败有约束力，还能带动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普通公民主动申报并纳税。如今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民众要大大多于县处级以上的公务员，晋升到县处级的公务员完全没有理由以个人隐私权为借口拒绝申报或瞒报。公务员不定期申报家庭财产和年收入，公民主动申报纳税的制度就不能让人信服。
　　支不支持财产申报制，这考验着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和权力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