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热地
　　□ 文/特约记者 吴小莉
　　日前，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官方接触引来海内外高度关注。路透社综合外电报道称：“无论对内对外，中央与达赖保持沟通对话，都比互不理睬、为‘藏独’激进势力提供弹药为好。”而远在离西藏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位藏族老人也一直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或许可以这样说，从西藏发生“3·14”打砸抢事件后，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这个人就是热地——西藏自治区原党委副书记、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从西藏的雪域高原走到中国政治的心脏——北京，一个昔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成长为今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的经历极其富有传奇色彩，在他身上更能折射出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而他，则首次披露了数次参与与达赖特使接触的台前幕后。
　　与达赖特使的多次接触
　　吴小莉：我知道您非常关心西藏问题，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中央政府跟达赖喇嘛代表的谈判，您关注这条消息吗？
　　热地：我非常关心，非常重视。中央政府接触达赖喇嘛的代表已经很多年了，从2002年到现在也已经6次。最近这次来的叫洛地嘉日，格桑坚赞他们来，我也接待过。达赖的哥哥和其他代表我也接触过几次。当然这些都是中央政府的安排。后来一段时间中断了，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不在中央政府方面，主要是达赖错误地估计国际形势，没有提出跟中央政府接触洽谈的要求。
　　总体来讲，接触比不接触要好，洽谈比不洽谈好，沟通比不沟通好。关键问题是要诚心诚意，言行一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这次谈成以后希望有点成果，但成果究竟怎么样，只能看实践。
　　吴小莉：这次的谈判代表洛地嘉日，您跟他有过接触，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西藏和拉萨的变化是怎么看的？
　　热地：他2002年第一次到西藏，看了后直接跟我讲，这一次来收获不小。他参观小学后，说西藏学习藏语这方面抓得很好，学校教的藏语言水平相当高，比达兰萨拉那边的藏语言教学质量还好。他看到了西藏的真实情况，但遗憾的是他不了解西藏的具体情况。西藏1951年签订《17条协议》，和平解放；1959年民主改革，推翻农奴制度。1959年到现在有40年了，四十几岁的人不了解西藏的过去，所以他不知道西藏的发展变化，只知道现在生活得不错。我当时说，你们原来听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们的根据是什么，那是人家讲的。
　　吴小莉：您也接触过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他跟邓小平先生见过两次面，2002年也到过拉萨，他是怎么看待西藏的变化的？
　　热地：他说变化大。我跟他说，你年龄比我大，但是在西藏的经历，你没有我长，你是五几年的时候离开西藏的，我一直是土生土长，后来共产党解放我们，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走上革命道路，我们是在建设自己的家乡，努力为西藏人民工作。这一点你没有做到，与我们不可比，太遗憾了。
　　吴小莉：他们那时候比较关心的是什么？
　　热地：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西藏的发展、稳定等问题。但是说来说去，他们还是要真正的自治。“真正”这个字眼不要小看，按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真正的自治。他们要搞的所谓真正自治是什么呢？就是推倒重来。西藏1965年正式成立自治区，现在已经几十年了，西藏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西藏的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都发展了，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我们现在所执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体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一种制度，西藏人民实实在在得到利益。
　　吴小莉：嘉乐顿珠曾说，如果达赖去世，西藏问题会更加难以解决，因为连谈判对象都没有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热地：那是完全错误地估计整个中国的形势。西藏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都非常清楚谁才真正代表人民。提这种说法的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我认为他的判断是不合逻辑的。
　　只要不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吴小莉：据说1978年邓小平先生主动通过香港的渠道，邀请达赖的二哥到北京会谈，之后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沟通一直在进行。那时候您已经在西藏工作，这样的沟通渠道是不是一直存在？
　　热地：从1979年开始，中央政府一直与达赖的私人代表有接触，有沟通。中央政府一直是说话算话的，那时候小平同志讲过，西藏独立问题不能谈，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讲得非常清楚。
　　吴小莉：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跟达赖开始接触后，有一些代表团到西藏去，大概有3次。据说有一次代表团在西藏街头某些地方甚至是寺庙门前进行一些煽动，有这样的情况吗？
　　热地：那是第一次。土登诺布和达赖的二哥他们到罗布林卡去煽动，然后就闹起来，把他们围起来，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把他们弄得灰溜溜的。那次闹事的时候我不在，在北京开会。他们鼓动群众，说达赖想念你们，你们应该怎样怎样。后来我们说赶紧请回，我们欢迎你们来，但你们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人，请你们赶紧走，这样不利于我们的社会稳定。
　　吴小莉：上世纪80年代，西藏出现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积极活跃的情况，从1987年到1989年，拉萨发生了一系列骚乱事件，当时您做民族宗教工作难吗？
　　热地：1987年的9月27日骚乱发生。那是1959年以后第一次骚乱闹事，那时候我们思想上说老实话没有准备。那时我正好在拉萨，一把手不在，我主持工作。那些人突然就冲向自治区党委、政府，跟着起哄的人也不少。后来采取措施，我们的警察部队就把他们当场隔离。那次大概有几百人，也可能1000人左右。
　　1987年的10月1号，又第二次闹，那时候我们公安武警没有任何自卫的东西，就挨打。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了，就用铁皮、汽油桶做成盾牌，进行自卫，但是太重，那时候都是逼出来的。
　　吴小莉：1987年出这么大一次骚乱，结果1988年有很多僧侣要集合在一起做传昭大法会，中央政府还是同意了。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个大法会变成僧侣容易集中的一个场地，也会成为一个闹事的机会？
　　热地：这个一点不假。大法会中断了近30年，没有搞过。本来是不应该闹，中断了几十年的一个神圣的宗教节日，谁都不会想到闹。当时三大寺的喇嘛全部集中在大昭寺的广场上念经，搞宗教活动。这时，有些喇嘛开始喊反动口号，就闹开了，几百上千的喇嘛都打砸抢烧，然后冲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朝我们扔石头，用斧头砍，好在寺庙那些门窗都是柚木的，很结实。这个时候已经闹得很凶，把汽车和派出所都烧着了。
　　当时我们在三层楼上，中央有个工作组。这时有人说开枪，我说千万不能开。如果那一次开枪的话，后果相当严重。这回第一次在西藏用催泪弹，催泪弹一用喇嘛说放毒了，眼睛睁不开，我们也睁不开，一扔喇嘛都驱散了。这时外面救援的搭梯上来了，把我们从窗户里面解救出来，顺着绳子向下爬。在我下去的时候，绳子断了，我就掉到大昭寺的广场上。
　　胡锦涛扭转西藏危局
　　吴小莉：有一位您非常熟悉的领导跟您共事过。1988年非常危机的时候他到西藏去工作，那就是胡锦涛。1988年他到西藏做书记的时候，其实西藏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他到西藏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热地：他1988年12月到西藏。下午6点多我下班在家，然后接到中央电报，说中央决定调胡锦涛同志任西藏书记，我们当时很高兴，因为他之前来过西藏，搞过一些调查。那时候他还在贵州。原来他在团中央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他来的时候，西藏局势确实相当乱，机关不能正常上班，学校不能正常开学，工厂不能正常开业，商场不能正常营业，干部队伍思想混乱。他来了以后就广泛接触，开各种座谈会。
　　中央当时确定由班禅大师到西藏去。为什么呢？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五世班禅灵塔和九世班禅灵塔遭受破坏，班禅大师向中央提出要恢复合葬五世到九世班禅大师的灵塔，要求中央政府解决这个款项。在五至九世班禅的灵塔合葬仪式上，胡锦涛同志第一次在大的场合露面，在庆典活动上他第一个讲话，他讲得很好。班禅大师跟我说，锦涛刚到西藏来，西藏情况这么熟悉，党的宗教政策也这么熟悉，我没想到。
　　锦涛同志那时说，多换思想少换人，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是管干部的，他这样讲非常高明。后来就按照这么一个指导思想做工作，所以这样就慢慢稳定人心，稳定局势。
　　吴小莉：胡锦涛还做过哪些方面的工作？
　　热地：我们两个接触很多，因为他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我们两个经常交换意见。我们在一个院子里面，院子不大，就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也在一起。有时候一谈两三个小时，那时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我愿意和他谈心，他也愿意听，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他处理问题非常慎重，所以最后西藏形势慢慢扭转了，整个干部队伍和群众方方面面的思想也理顺了，为自治区的班子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大家心都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锦涛同志在西藏工作的时候，1990年西藏自治区开第四届党代会，胡锦涛提出“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方针。江泽民同志到西藏看了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后，充分肯定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方针。中央在西藏座谈会时最后形成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
　　锦涛同志这个想法是经过周密考虑提出的，非常重要。从那时候起到今年“3·14”事件以前，这20年是西藏历史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大、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20年。这都是锦涛同志当时打下的基础，他到中央以后仍然是关心西藏的。
来源：2008年第15期 总第292期 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