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体育馆：幸存北川的表情

本报记者张悦发自绵阳
特约撰稿覃爱玲

死去的姿势
5月26日中午，九洲体育馆。正门台阶三杆国旗下的三台液晶电视正在播放北川县城另择县址即将“重生”的消息。人们表情淡漠的看着，没人说话，就像是非股民偶然出现在证券大厅的交易显示牌下。这几十个无家可归的人无一例外的来自北川县的地震重灾区。
九洲体育馆，在地震后容纳安置了3万来自死城北川灾民。
既然说到“重生”，北川就是已经死了。至少是死过一回了。它死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5月13日，在北川中学的废墟，我拍过一张照片，发在南方周末的网站上：七层的教学楼塌成了一人多高，在废墟的最边缘，那是一个约莫14岁的初中女生，她的左脚悬空跨出，保持着像刘翔那样优雅的越栏姿态，上半身前倾着，右腿和右侧的身体被巨大的残垣死死压着，一动不动地定格在那一刻，双手和头颅都已垂下，只有倒悬下来的长长的马尾辫迎风舞动。
这就是北川死去的姿势。从地理上说，它的一只脚已经跨出羌寨深深的岷江峡谷，身后是龙门山脉断裂带——东起理县，经震中汶川，连接茂县，西至青川——一条优美而残忍的死亡之弧，面前是富饶平安的川东平原。只差一步，这一步却足以让它跌落至汶川大地震中伤亡最为惨重的城镇。
地震当天开始，这座造价1.5亿、高33.7米、占地１９２．８亩的西南第一馆就成了北川灾民的庇护之所，一直到5月22日，还有救援队和直升机把他们从大山深处的村寨送到这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与他们生活没有交集恢弘的庞然大物前。
进入九州体育馆，要经过一段护桥。一山一山的灾民经此鱼贯而入，经历过生死轮回的一刻，他们仿佛是从奈何桥回来的人们。
10几天后，九洲体育馆内的灾民已经从3000下降到7000余人。志愿者们依旧拉起各种各样心理救助的横幅，但是少人问津，时间是最好的孟婆汤，生活还在继续，这里的人们聊天、打牌甚至谈恋爱，用川人既有的方式“有盐有味”的活着。在等待返乡接送车辆的时候，北川县曲山镇15岁的张晓凤甚至可以淘气地把手中的《防震手册》折成望远镜回望这座收容了他们10天的客馆。
只是，无论是面对提问缄默不语的男人还是滔滔不绝的向你卸载记忆的负担农妇，5月12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呼救的声音
九洲体育馆位于市郊，13日已开始陆续接纳灾民。第一天，九洲体育馆的安置工作还没有被市政府派出的指挥部接管。
对绵阳市体育局财物干部谢娟那天很少见到北川县体育局认识的熟人。体育局领导指派谢娟带队，“不惜一切手段”保证馆内1000多灾民的基本生活。
谢娟等人席卷了一家超市的所有食品和饮料，运回体育馆，结果却傻了眼：哪里是1000人啊，短短几个小时，这里的灾民数字已经增加了几倍。
大多数人馆内安置不下。在外面草坪上搭置帐篷的还好，但是许多在二楼室内和底层非露天透风的地方铺了一个铺盖就睡下的，密密麻麻，全部是人。
“说实话，我们根本没有面对这么大一场灾难的经验，一开始确实比较混乱群众很多，那个时候连开水都不能提供。”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九洲体育馆指挥部新闻负责人王晓刚坦言。
王晓刚说，有的老百姓领了一床被子之后又领一次，盖一床垫一床，有的却只能两三个人合盖一床。
还有些不是灾民的人混入场馆混吃混喝，没法核对灾民身份，大多数受灾群众都不可能随身带身份证。
后来他们把最为要害的我物资组一分为二：物资接受组跟物资供应组。一是这个组确实事情比较多，忙不过来，二是自收自支，有些事说不清楚。
卫生疾控组则忙着大面积喷洒药水，还调了200个环卫工人，14号一天就清理了几十吨垃圾。厕所不够，女厕所要排很长的队，厕所20分钟就打扫一次，刚开始几天人多的时候，臭气熏天。
谢娟自己是一位11岁孩子的母亲，她很快被安排去照顾一群5-12岁的无可依托的孩子。给孩子剪指甲是令人心碎的事情，好几个孩子为了求生，指甲里塞满泥土，有的连指甲都抠掉了。
有的孩子再也不能依偎在母亲的怀中了。这些母亲浸淫在回忆和懊悔中。30岁的黄菊特意给我看手机里存的一个年轻女子以及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的照片。跟她聊天的过程中，给我们看了好几次。两个人都永远离开了她。那男孩是她的儿子，在曲山幼儿园念书。那女子当时脚有伤刚从医院出院。那女子是她最好的朋友。
地震时，黄菊正在从绵阳回北川的大巴车上，买了新的电脑配件和衣服。地震后，车开到离县城还有十多公里的麻柳乡开不进去了，她担心孩子，急匆匆地徒步往县城走。一路上看到受损越来越重，越发心惊，赶到离县城有约一公里的任家坪时，已经四五点钟了，许多从县城里逃出来人告诉她，包括曲山幼儿园在内的老县城靠山边的部分已经全被埋了。人群都在急匆匆地往出逃。
她执意要下县城去找孩子。下面的已经不是她认识的美好家园。到处都是人的遗体和呼救声。她只能估计幼儿园的大概位置，心里想的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翻过无数的小孩尸体，都不是自己的孩子。到晚上九点多钟。被人硬拉上了任家坪。
现在，她常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睡不着的时候，耳朵里就会回响起那些呼救的声音。“我就是觉得特别愧疚，救不出他们来。”
同一时刻，在北川大酒店经营水磨漆工艺店老板朱洪志正在县城的马路上开车。他在北川大酒店的一楼有一家店面。他突然觉得今天的车不对劲，方向盘不听使唤，使劲按，只是觉得车子按不住。他于是下车来看。气流把他冲起来，然后把他上下抛甩。他只听到周围一片恐怖的哭叫声。有一个女人的身体被抛到他的身边，接着另一个方向又抛来了一个。
等过了几分钟后，周围不再旋转，他回过神来这才发现，周围楼房全倒了。前面一个受伤的人，爬着爬着，就死了。大石头滚下来，不远处的一辆轿车像电玩里躲避导弹的飞机一样左支右拙，最终没躲过去被压成一张纸。一下子看到那么多人死了，根本不敢去救，走着走着，他不敢走了。
帐篷中的朱宏志清醒过来，他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东西特别珍惜。不动产的概念对他来说是一种反讽，他漂亮的房子湮灭于尘土。家中废墟中放着10几万现金，他回去找过，但已经被人偷了。

三分钟的平等

他们虽然都是被老天爷挑剩下的人，但都经过了命运拣选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灾难面前人人平等，而这平等，只和摇晃的大地一样维持了三分钟。
这里住的人基本上是按来的先后安排的，并没有按所来地方区分。许多是一大家人亲戚住在一起，也有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我们在寻找北川县城人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你看脸色白净一些、住的地方干净一些的，按这个方向找没错。
北川的政府部门，在绵阳有对口单位的，基本上不住在九洲。
护桥旁边。北川县运管局的职工和家属、四五对夫妻住在一处帐篷里。他们正在抱怨绵阳的对口单位对他们安置不积极，而别的单位基本上已经将各自的员工安置到绵阳城区里单位提供的房子里去了。我们在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在绵阳对口单位的领导带了三四个人拎了些鸭头水果来“慰问”。
领导还没到时，一个人说，还算好，带吃的来看看。另一个则语带不满：好什么，都几天了？！才来看看。那是5月18日，距离地震已六天。他们已经学会不再谈论运管所没有逃出来的4位同事。
有碰到熟人的，问：“你住在哪里？”对方回答：“孩子他爷爷奶奶早两年在绵阳买了房。我们现在住在那。”引来一阵羡慕声。
人们开始比较命运。路边一辆大巴车是一个县城来的人集聚点。互相谈论，谁谁谁逃出来了，谁谁谁一家人只剩一个或者一个不剩，谁谁谁不行了。“政法委书记靠喝尿，活过来了。”两个原来在县城机关工作的人互相感慨着。
在这里，能深深体悟到“钱财乃身外之物”，有人为“家里什么都有”，没能拿出来而惋惜，但是并不伤痛。只要亲人没事，抱怨归抱怨，眼神和声音都是健康的，一般也爱说话。尤其是一些有意外之喜者：比如，原来以为已不在的亲人，居然被从别处找到。
遍插茱萸少一人已属命中上签，很多单位和家庭，总有一些成员集体缺席。那些家人损失两三个以上者，基本都是半天才说一句。或者从来不开口。
几个来自周边镇上十几岁的孩子上了县城人聚集的那辆大巴车，一个看起来特别灵活的一直在旁边插话，想打入这个话语圈，可是看来对方并不怎么理他。
第二天就看不到那辆车了。这里每天人来人往，入住的人和志愿者都快速地变幻着面孔。这里是一个中转站。身份未明前的暂时悬隔。对未来，他们一般都来不及设想。
在昨天那辆车停的地方，两个看起来像一辈子没到过山外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各背着比人还大的两个破编织袋包袱，一愁莫展地站在路中间。两个一看就是来自大城市的志愿者问了半天，才问清楚她们想去什么，于是帮她们扛了过去。
由于家境稍好一些的，黄菊和家人凑了钱，买回了吃的和啤酒，聚在一起闲谈，借酒浇愁。她说她每天不喝酒根本睡不着。
黄菊说：这些乡下人什么都不懂。还拿矿泉水洗手。以前可能连面包也没吃过吧。造孽！这些都是别人省吃俭用送来的。很多东西不是国家给的，都是私人自己拿来的啊。
她觉得自己那个阶层面对灾难仍然能有文明的表现：“我们以前生活那么舒服，北川县城里许多女人都不用干活，老公在外面挣钱，我们女人在家带带孩子，一堆朋友一起喝茶打麻将。有时上上网。可是现在非常珍惜别人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
朋友资助了黄菊几千块钱，她马上去买了一些衣物，不过不能像原来那样随心了。“李宁牌的。”她指着穿的鞋子对记者说。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最便宜的品牌。

幸福的邂逅
黄菊的二姨父、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妻子和两个二十多岁的儿子，都在地震中去世了。他和兄弟姐妹一大家人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大家人聊天时，从不见他出声。
“他两个儿子都长得特别英俊。”旁边的人轻声说。
他几乎每天都回北川县城一趟，一大早就去，下午回来。我见他的那天下午，他正刚从县城回来，手上拿了一盆满是灰尘的兰花。旁边的人告诉我，那叫佛兰，值上百万，以前有人出高价买，他舍不得。那兰花已经两三年没开花了，他连那兰花开着花时的照片也从废墟堆里找到了，拿出来给我看。
那花当然是非常美丽，据说珍贵的原因是花体部分像一座佛相，而他的花之所以难得，是因为佛像的脸部有明显的像嘴巴的黑色部分。
他指着那成佛型的花朵和佛嘴给我看，带点自豪，迟疑地笑着。一句话也没说。我们什么都没有问他，只感叹那花多么美丽。
北川县职中的年青男教师奉斌坐在草地上。对面走过去几个人，他指给我一个年青女志愿者身上挎的一款尼康相机，说，我的相机就是跟她那个同一型号的，当时跑出来后，特别想再回到寝室，找出相机把现场的情景拍下来。
谈话中，他把一位女记者当朋友了。一定想送她点什么。问她要不要中暑药？或者是湿纸巾？他说他们那里还有很多，于是从随身挎着的小包里掏出一包湿纸巾来递给它。大约只有这样，在面对一个年龄仿佛的女性时，他才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给予的。
他今年25岁，一直在准备考研。可是，他说今后不准备考了，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他的一个同事，也是好朋友，今年已经确定考上了某大学的研究生，在地震中没有逃出来。
临时设立的广播站已经播发了2万多条寻亲短信，成百上千人寻到生死未卜的亲人在广播站下的空地团聚拥抱，更多寻亲的人则只能怅然地望着。
护桥的栏杆、体育馆的玻璃门、外场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在一根电线杆上，一张已经脱落了小半的征婚启事上，是另一张寻人启事，一个父亲在寻找他的女儿和妻子。没有找到的幸福和大概已经失去的幸福就这样不期然而然的邂逅。

众生有难，我们和众生一起
大约从灾后第二天开始，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奔赴这片伤心之土。在绵阳去北川县城的路上甚至间或可以看到几个穿着野外服，脚踩登山靴，腰上还别着一个专业的登山镐的民间救援者。除了一部分热衷在残垣断壁前照相的人，大部分民间志愿者起到了无法代替的作用。
王晓刚说，九洲分了40多个片区，每个片区由一个市直机关负责，一个机关往往管七八百人，有的甚至上千人。10几天来，大家都透支了，环卫工人都累得中暑了。很难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是志愿者让所有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一个外地来的志愿者问负责这里医疗工作的绵阳中医院院长缺什么药，他可以想办法。中年的女院长问他是什么单位的，对方说就是个人，几个朋友凑了笔钱想买些需要的物资。那看起来颇为干练的女院长听着听着，抹起了眼泪。
黎能文说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志愿者的身份，只是能做多少算多少。这个在绵阳市做室内装修工程的老板让手下30多个工人都来到各个灾民安置点做起志愿者了。
接受采访时，腼腆的黎能文不愿多少自己，反而谨慎的寻找措辞为外地来的志愿者说话，他说，所有有爱心的人士都在关心灾民。但绵阳本地人对他们的接待却做的不好，细节程序有些疏漏，政府只去管那些大单位，小单位跟个人没人管，他们一片茫然，政府工作也很紧张，但应该记住有那么多爱心人士都在关注灾区。
这里不做饭，除了一些外面来的人做好了送来的餐外，灾民只能吃泡的方便面或包装食品。而工作人员吃从外面买来的盒饭。所以一到吃饭时间，整个体育馆可以看到好几处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一碗热粥半勺泡菜，或者半碗米饭一勺凉拌黄瓜或酸辣粉丝。
一辆挂着“耶稣爱你”的字幅的面包车开过来，四五个人卸下四个大桶，揭开一看，三桶白水饭，一桶酸辣粉丝。一个有点胖的中年妇女看来是负责人，用带点港腔的普通话向人群大声说：“耶稣爱你。记住，送饭给你们的是爱你们的耶稣……”一个年青的姑娘向排队的人群挨个派发一份关于基督教的宣传册。好几个人说：“昨天已经拿过了。”有人随手拿过宣传册，眼睛往前眺望，看离饭还有多远。
相对来说，灾民更愿意接受和尚的施粥。“我们不强求他们感念佛祖，施粥的时候，我们按照佛教的礼仪念声啊弥陀佛就是了。”灾民来自江西九江庐山东林寺的释中善和尚说，他们来了9位出家人，尽管僧多粥少的说法并不合适，但他们从江西运来的10万斤大米面对人群的海洋还是无能为力。
地震那天恰好在佛诞日，当时我们正好在上供，念释迦摩尼的名号，第一时间听到大地震的消息就赶快祈求菩萨保佑灾民。
他认为这里是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就是大家像一个人一样，没有彼此之分，你渴了你可以拿矿泉水喝，你饿了有人送你饭吃，你困了有人给你地方睡，大家只求奉献不索取回报。
“寺院做佛事也很重要，自己到灾区做点事也同样重要，众生有难，我们应该和众生在一起。”释中善说。
也有别的风景。一个青年女志愿者正在跟一个来自北川县城的孩子聊天，一个中年男子走过，自称搜救队员，带着点骄傲地搭讪：“我们今晚要去凤凰卫视做节目，谈北川的搜救。”那姑娘看了他一眼，不理他，继续跟孩子聊天。
南京市的一家公司捐一万台收音机，又要求搭台，又要求领导出席，还必须直接发到灾民手中。排了很长时间的对，还没有发，结果人群骚动起来。不知是因为插队还是什么原因，有两个人扭打起来，场合混乱。
幸好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不少，很快围上去，将高声叫嚷，手脚并用的一个青年男子拉开了。几个政府工作人员抱怨：“偏要直接发到灾民手里，这怎么发？一万台就这么排队？肯定会引起混乱。交给我们多好，分区有序地发下去。”
直接发到灾民手上这个愿望看来实现不了了。广播说不发了，会直接发到帐篷，结果厂家开车一溜烟走了，帮忙发放的志愿者哭着找到指挥部说厂家没有按量发放，只是来作秀的。

平静，但没有微笑
许多经历过地震的人都说，现在不敢进有水泥屋顶的房子。好像随时会垮下来。
北川县教育局的张老师对馆内高高的天花板充满恐惧，但他要为剩下的这些孩子负责，不能像大多数灾民那样住在馆外。
县教育局大楼被埋在山下，领导班子除了一个副局长在下乡，另一个在治病，全军覆没。馆内最多的时候1500多人，空气很浑浊。但这是生的气息。全县一百多个老师死亡，教育局有20多个死亡，
孩子是这里的风景。相关部门和志愿者最关照的，也是这个群体。体育馆大厅里，是供学生休息之处，这里明显比外面条件要好的多。门口有严密的保安把门，一般人进不去。
体育馆大门的一侧有一些室外运动器械，一直都有小孩在那荡秋千，或是滑上滑下，几个孩子看起来挺快乐。跑来跑去，开心地笑闹着。一个美国记者看到两个小孩在对打，说他们肯定能吃饱饭，否则没这个闲心。
这里的孩子也复课了。工作人员介绍说，白色的大帐篷是澳门捐赠的，可以容纳150人同时上课，蓝色的小帐篷是澳大利亚捐赠的。
王晓刚介绍说，这里的学生还有800人左右，混口编班，教师统一调配，高中部从高考升学率全省第一的绵阳中学调集教师，初中部则由另一所名校绵阳外国语学校出师资。
高年级第一堂课是由绵阳市某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上的。他三十多岁，身材不高，满带抒情地在给学生们讲述“温总理”事迹，从温的爱国爱民，到他都朗诵过哪样一些诗歌。告诉学生们“做人就要做温总理这样的人”。
在帐篷学校开学那天，除了教师、志愿者和学生外，最多的可能是记者。到处看到人在拍照摄相。有记者采访时不经意说这里是难民营，马上被旁边的志愿者纠正：这里不是难民营，也不是收容所，这里是还幸存的北川。
一个摄相用职业的语气叫：“那个穿白衣服的女孩，你蹲下去看他们的画。”那个六七岁的穿着白色纱裙的姑娘听话地蹲下了。可是面上并没有笑容。
平静但没有笑容，这是还幸存的北川的表情。

（《体育画报》记者关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