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区十余天的采访，经历了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在许多时候，眼前发生的那一幕幕，已经完全超越和破坏了我此前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与此同时，也一次次地为我重建起新的人生观。我愿意在下面的文字里，和大家“分享”这些经历。

第一次直面死亡

在去震区之前，尽管已经做好了直面死亡的心理准备，但在文明世界里生活了这么久，没人能确知，当真正惨烈的死亡在你眼前发生时，你会是什么反应。
那是我刚到震区的14号早上10点左右，救援现场是都江堰中医院——一座已经粉碎性坍塌的六层住院大楼。在废墟上那一群身穿迷彩服的搜救部队中，却有一个颇不协调的颜色。
那是一个穿着黑裤子，咖啡色上衣，体形微胖的老人，他也在废墟上走动着，偶尔低下身子，翻捡着脚下的瓦砾，他的面部表情始终都很平静，让人无法揣测他的身份。
边上的一个武警战士告诉我，这个老人19岁的女儿王朋，是这个医院的护士，还被压在下面。老人从50里外的家里赶来，已经在废墟上找了两天了，他亲手挖出了五具遗体，两男三女，但都不是自己的女儿。
正在说话间，吊车在这个废墟的左侧吊起了一根巨大的水泥梁，救援人员在这儿发现一具护士的遗体，只有上半身露在外面，头部和四肢都被埋在土里。几个救援人员聚拢到这具遗体前，进行清理工作。
坦率说，那一瞬间，我很害怕，我不敢去看那具遗体，也很怕看到我心理无法承受的惨状。直到我发现，那个老人也慢慢走到了清理现场，站在救援人员后面看着。
那一刻，我的职业敏感性提醒了我，无论这具护士的遗体是不是他的女儿，这个老父亲的反应，都将流露出人性中最为直接和本质的一面。于是，我壮着胆子，慢慢地靠近了他。
救援人员逐渐地把那个护士的头部，从土里清理了出来，我看到，那个老人屏住呼吸凑前去，弯腰看了一眼，马上转身，走下了废墟，他的面部表情仍旧十分平静。
我犹豫了一下，跟着他下了废墟，轻声问道：“是她吗？”
他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你怎么确定的？”
“她的鼻子上，这里，有一颗痣。”这个老父亲举起手，点了点自己的右鼻翼。
他的面部表情，却完全看不出一点悲伤的痕迹。老人就站在那里，看着埋着女儿的废墟，眨了眨眼睛，像是喃喃自语地说着：“这几天，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啊。”
话音刚落，他像是反应过来什么，突然间嚎啕大哭起来。
我使劲忍住眼泪，问他：“你们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老人哭着回忆，今年五一，王朋因为加班，只回家呆了一天。这个刚从川北医学院毕业的19岁女孩，一直都很听话懂事，5月8号母亲节那天，王朋还给妈妈打了个电话，问她要不要什么礼物，母亲说，不要乱花钱，就把电话挂了。
“她那么懂事，肯定会给妈妈买礼物的，可买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老人蹲在地上，双手捂脸，嚎啕大哭起来。边上的人摆了摆手，阻止了我的采访。
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怀疑起记者这个职业：对一个个逝去的生命，我无能为力；对这些失去至亲的人们，我还要问这些“残忍”的问题。
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王朋，这个死于5月12号护士节的小护士。在遇见她之后，无论我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死亡的敬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无论在此后的采访过程中，我怎么样注意，不去过多地触碰那些幸存者们内心最为疼痛的地方，但再也无法否认的是，在第一次直面死亡的时刻，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却是那么地懦弱和无力、自私与残忍。

第一次落泪

14号下午1点，我们离开都江堰中医院，前往不远处的都江堰新建小学，那所学校的四层教学楼呈粉碎性坍塌，300多名孩子被埋在了废墟下。
我们刚到现场，救援者就从废墟里发现了一具身穿红T恤的孩子遗体。“我的孩子啊……”这位孩子的母亲仰天嚎哭，全身瘫软，被两个救援人员搀扶着扶出了现场。
我望着她悲恸的神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使劲忍着没让它掉下来。一直以来，我受到的职业训练都这么告诉我，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在现场应该冷静、客观、理性，但从来没有人和我说，作为一个记者，在工作的过程中，你也有哭的权利。
孩子的父亲赵建中看起来还算冷静，此前，他不眠不休，已经在这片废墟上搜寻近两天时间。
救援者把孩子的遗体抬到收殓车前，赵建中蹲下身去，用手帕擦去儿子脸上的灰尘，拿出手机，拍下了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样子。然后，赵建中和周围的人一起，平静地将孩子裹入一块军用毯里。
紧接着，赵建中用力地抱起军用毯，往收殓车走去，所有人都静静地望着他。突然间，这个此前一直很镇静的父亲，仰天长啸，发出凄厉的声音，撕破了这瞬间的平静。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看到，和我同去的摄影记者贺延光，正一边按着快门，一边抹着眼泪。作为一个57岁的老记者，经历过战争、洪水、非典等大灾难，见证过无数的死亡和离别，他居然哭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夺眶而出的眼泪。
事后，我问贺延光：“贺老师，你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我没想到你也会哭。”
“我是记者，可我首先是人啊。”他回答。
的确，一个记者，首先得是一个人，在进入职业状态时，更应该用心去体验、去理解你的采访对象的真实内心。在这样一场悲剧面前，如果你真切地理解了这种悲伤，真正地感同身受，你怎么能不落泪？
在随后十余天的采访过程中，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流过多少次眼泪，坐在车里、走在路上、呆在房间里、躺在床上、写稿时、发呆时、睡梦中……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真实地面对着自己内心的悲伤，再也不觉得哭泣是件丢人的事情；而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也可以说，在落泪的同时，我依旧理智地进行着我的工作，忠实而完整地记录着我所经历和见证的一切。
我想，这也是记者这份工作，赋予一个近30岁男人的人生意义。

第一次震撼我心灵的幸存者

这场大地震之后，搜救者们从废墟中抢救出了无数的幸存者。最初，这些幸存者们带给我的，多是这几种情绪：惨烈、同情、悲伤、庆幸……但在映秀镇时，我见证的那一个幸存者，却带给我心灵极大的震撼和冲击。
那个幸存者是一个男性，30多岁，搜救队员们钻进废墟里一条仅容一人的狭长夹缝，发现了他，他的左腿，被压在一块巨大的水泥板下。
那是5月16日上午10点来钟，我到这个搜救现场的时候，救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但水泥板太大了，而且上方堆积的瓦砾摇摇欲坠，除了截肢，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在历时一个多小时的手术过程中，一个带着安全帽的医生钻进钻出了三次，我听到他和边上的消防队员说，里面的空间太小了，他的手发酸发抖，实在没有力气再继续锯，只能出来换口气，休息一下。
终于，这个医生第四次钻进了废墟，十多分钟后，消防队员从废墟里拉出了这个幸存者，手术成功了。
趁着人们围拢去抢救这个幸存者，我走到正坐在废墟边喘气的医生边上，问他刚才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个医生告诉我，他第四次钻进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这一次手术，里面的空间太狭窄，锯子连挪动几厘米都很困难。
正当他的手臂正在发抖的时候，这个被埋在废墟下已经近100个小时的幸存者突然说话了：“医生，请你坚持住，我都能坚持得了，你有什么不行的？”
随后，这个幸存者从实在无力坚持的医生手中接到锯子，自己锯断了左腿。
时至今日，我依然能记得那个医生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那种带着吃惊、惶恐、又夹杂着敬佩的神情，当时当地，对这个至今不知道名字的幸存者，我肃然起敬。
所以，从那以后，我非常反感一种说法——那些活下来却截肢的幸存者，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妈的，你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格，对那些坚强地在废墟中度过一两百个小时黑暗时光，却依旧坚持活下来的人们指手画脚，冷嘲热讽？
从这些坚强的幸存者身上，我们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类对求生的强烈欲望，这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物种，对自身生命的尊重。有了这种尊重，往后的日子里，他们一样能够漠视世俗的眼光和嘲讽，好好地生活，获得自己的生命意义，得到自己的快乐。

第一次痛苦得撕心裂肺的采访

我还是想说一说《回家》这篇稿子背后的故事，尽管已经说了很多次。
稿子发表后第二天，我看到很多读者对我的“质问”——稿子写得那么细，你这个记者这么重地揭人家的伤口，太残忍。
我实在无力去辩解些什么，因为那时，我根本不愿意去回想那个采访的过程——如果那也能称为一次采访的话。
5月21号，当我们找到程家夫妇时，他们看上去很疲惫，因为家里有老人，那些天，他们也不敢哭，也不知道对儿子的思念和谁诉说，一直都憋在心里，而我们的到来，相当于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情感的宣泄口。
那是怎样的一次采访啊——在历时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程家夫妇抱着儿子的相框，絮絮叨叨地和我说着儿子生前的事情，回忆着5月12日那场天崩地裂之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我几乎不怎么提问，只是一边流着眼泪，狠狠地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一边往采访笔记上记东西，他们说得又急又快，还带着当地方言的口音，我甚至腾不出时间去擦掉脸上的泪水。同行的贺延光一边按着快门，一边大声地抽泣着。
而背景的声音，则是程磊奶奶站在院子中间，仰天嚎哭的声音，那是怎样一种撕心裂肺的哭声啊，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采访结束以后，已是晚上七点半，程磊的妈妈刘志珍把我们送下山，到了半山腰，我们不让她再送了，于是，她就站在那里，一直望着我们。我走了很远很远，回头看，在阴暗的天幕下，她还站在那里，我冲她挥挥手，她也挥了挥手。
当天夜里回到成都，我就没有睡好，一直在做梦，梦里，我一直梦见那条蜿蜒泥泞的山路，梦见刘志珍站在那里冲我挥手，梦见程磊站在我回头的那个位置，远远地望着他亲爱的妈妈。
夜里，我醒过一次，发现枕头湿了一块，眼角都是泪水。
第二天早上，原本我与贺老师商定，他去绵阳拍一些心理治疗的照片，我去医院找一些震后受伤的孩子，但他一走，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趁他不在房间时，把稿子写出来。
我至今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感到庆幸，如果他在房间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这篇稿子，面对自己悲伤的心情。
这一整天，我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在房间里抽光了两盒烟，喝完了几瓶水，一篇近万字的特稿，从早上10点多开始写稿，到傍晚7点多写完，我居然没有看一眼采访笔记。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是程家人，是程磊握着我的手在写稿子。
在写稿的过程中，有那么几次，我悲伤得不能自己，只能用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大声抽泣，尤其是写到刘志珍希望程磊到梦里和自己说说话时，我突然间产生了置换，想到如果自己是程磊，父母会是怎样一种伤心欲绝的心情时，更是痛得全身发抖。
所以，后来我和很多读者说，其实，真正打动你们的，并不是我的文章，而是这对平凡而伟大的父母，这种平凡而伟大的爱和亲情，它冲撞着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同样地，这种冲撞，也一次次地挑战着一个记者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我真的真的希望，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灾难，永远不要再有这样悲伤而动人的故事，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承受的重量。

第一次开心的笑容

从震区回来后，坦率说，我确实碰到了一些心理问题：不爱和人说话，脾气暴躁，看很多事情都不顺眼，怎么都开心不起来……
但我记得，震后第一次开心的笑容，是在“六一”儿童节。
那天，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小侄女打电话来，奶声奶气地问好，她知道我从震区回来，就要我给她讲个故事，当作“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于是，我想了想，就给她讲了一个从参加北川搜救的武警那听来的故事。
有一个从北川山里逃出来的农民，跟着人群往外走。路上，他看到一棵倒下的树，下面压着一只羊，羊被树卡住了，爬不出来。可没人管那只羊啊，连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管一只无主的牲畜？
那个农民想了想，上去把羊给救出来了。于是，农民在前，羊在后，一人一羊地往外走。
走到一个山谷前，那只羊突然冲上来，咬住了农民的鞋带，不让他往前走了。农民很纳闷，可又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发毛，就停了下来。
果然，没几分钟，大地开始震动，余震引发了强烈的塌方，如果农民没听羊的，他就被埋在里面了。
人先救了羊，然后，羊又救了人。
很像童话，是不是？
这只羊，后来被农民留在了北川指挥部的帐篷外，经过的人们听说了它的故事，都拿好吃的东西喂它，于是，它吃饱了睡，睡起来又吃。什么都不想，再也没烦恼了。
嗯，祝我的乖侄女也能好吃好睡没烦恼，祝你六一快乐。
她听完故事，咯咯咯地笑着，很开心地挂掉了电话。
的确，生活还得继续，我们都会从震区感受到的震撼中摆脱出来，慢慢地恢复原状，从这一刻起，我们都应该好好地生活，懂得感恩，懂得爱身边的家人、亲人、爱人、懂得珍惜和保护他们，让自己心里最为柔软的地方，永远不再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