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位于这个城市的中部，沿着火车站附近的小巷拐进去，没有任何标识和广告牌，医院淹没在一片绿树浓荫的住宅区内。与那些高楼林立的公立或者私立医院相比，这里显得破败和寒碜。四年前，在它成立之日，号称拥有700多万产业工人的深圳，从此结束了没有职业病防治专门机构的历史。
43岁的徐瑞乃是湖南耒阳的一个农民，他和他的老乡们躺在住院部三楼的病房里，他们被告知为尘肺病III+——那是最晚期。X光片上，一颗颗被摧残的肺，坚硬如石，全部纤维化，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他们过着一种程序化的生活，除了上厕所和冲凉的时间外，都在病床上。移动10米以内，便喘得厉害。在床边，时刻蹲着一瓶医用氧气瓶，包括睡觉的时间内，鼻孔里都插着两根看起来像水上芭蕾演员用的蓝色鼻塞。病房内，电视上闪烁着画面，音量却开的最小。
这个时候，任何细微的声音都会使得他们心烦气躁。窗外机器轰鸣，医院楼下的一个住宅小区正在赶进度，刚刚完成灌浆工程。工人运输木板，传递中的钢材碰撞，以及吊车的大铁锤砸在钢筋横梁上的咣咣巨响屡屡传来。其中，“吭哧吭哧”的风钻声，是他们最熟悉的声音。
10多年前，深圳大规模建设时，约有几十名耒阳农民工开始从事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他们为自己找到这份对技能要求低，工资待遇比较高的工作暗自庆幸。肥水不流外人田，通过老乡相互介绍，陆续有近200名耒阳市导子乡的农民工来此淘金，在某个时期内几乎垄断了深圳市的孔桩爆破行业。
井下风钻作业由于通风条件差，粉尘浓度高，工人们吸入了大量粉尘。时间一长，不可避免的患上尘肺病——一种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残性职业病。而这些，爆破公司并没有告知他们工作的危害性。在早期，下井干活时，徐瑞乃甚至没有佩戴口罩。
在他们的生命进入倒计时里，以“速度”著称的深圳也放慢了步子。这辆高速列车已经狂奔了近20年，当年的“小渔村”变成了千万人居住的大都市，它开始寻求另一张名片。在刚刚落马的前市长的主持下，“深圳速度”被新晋的“设计之都”取代，那些过时的，则被舍弃。紧接着，新任的代市长宣告：深圳“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
他说，“农民工的概念，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离开土地，但是还会回归土地的人群。他们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到城市里来打工。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
这是对徐瑞乃和他的乡亲们最好的诠释，却未必是应得的归宿。发病后，他们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离开深圳，拖着断肢残躯，回到故乡。
他们重新来到这里，则是为了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讨个说法。7月下旬，在南国的烈日下，这些尘肺病人用了一天的时间，坐车从布吉、罗湖、盐田、福田、宝安、西乡，再到坂田。沿途数着曾参与建设的工程，居然有200多家。
他们停下车来，仔细辨认时，保安还以为来了一群大开眼界的乡下人。在69层高的地王大厦前，他们惶然不知所踪；人流熙攘的赛格广场，令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甚至没有坐过一次深圳地铁，虽然地铁一号线的第一个孔桩由他们钻下。
这个城市变化太快，他们是“深圳速度”的缔造者，却也被这辆快车抛到了身后。在一切制度还未建立的草创年代，这些尘肺病人与爆破公司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如今要让那些爆破公司的工头们承认，这些尘肺病人来自他们的工地上，用于支付高额的补偿金，几乎不可能。这也揭示了，职业病检验制度的荒谬性。
最后的结果是，深圳市政府成立了维稳小组，将重症者送入医院免费治疗——他们是深圳病人。

2.

徐瑞乃的家在湖南耒阳导子乡双喜村，这是一个被“诅咒”了的村庄。当地农田严重沙化；在耒阳市地下蕴含的丰富矿产资源中，没有任何资源属于这里；相邻的村子都可以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唯独这里什么也种不了。
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最早一批南下的农民工，也影响着当地人的观念。
12岁那年，父亲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寡母、六个儿女。徐瑞乃排行老五，他的下手，还有个小两岁的弟弟徐瑞宝。他们与最小的哥哥之间年龄相差10岁。
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养着他和弟弟读书，尽管弟弟读到初二后便退学，他还是读完了高中，但他并没有像家人寄望那样跃出农门。
徐瑞乃回忆说，那是因为自己几乎没有语言天分，读完高中，至今仍一口耒阳方言。这也为他的下半辈子的苦难埋下了伏笔。
那时候，农村贫富差距已经拉开，外出打工者带来了财富，最先到深圳的村民徐龙古在1989年春节，带回了一只收音机，令乡亲们羡慕不已，更多的人跃跃欲试。徐瑞宝便是其中一个。退学后，他去了广州，但没有找到工作。他和同伴从南头爬污水道进入特区深圳，最先开始是在黄木岗工地搬石头，一天7块钱。
高考失利后，徐瑞乃则选择去了上海。在一次打架事件中，他的左脚肌腱划伤，门牙也磕断了。弟弟把他从接回来，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1990年，徐家兄弟决定一起去闯深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知识并没有改变徐瑞乃的人生，甚至不如那些从未上过学的老乡。他性格内向，唯唯诺诺，牙齿被磕掉一半后，更加吐词不清。
这时候，距离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树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宣传板有9年，曾经象征“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竣工也过去了6年，新的速度正在发力中。徐家兄弟通过亲戚介绍，在福永建筑工地上获得了一份炸石头的工作，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风钻。他们所在的爆破队挂靠在深圳市三联爆破公司，工资30元/天，而在民工队干活才20元。
明显高于其它工种的收入使得耒阳导子乡的农民找到了一条生财之路，徐瑞乃一家子最多的时候有7人在深圳打风钻。他所在的双喜村11组，约有50户人家，出去做过风钻工的有30余人，死亡10人，患病13人。
“第一天上班挺难受，”徐瑞乃说，打风钻时双手握着钻杆，一天下来，筷子都拿不住，耳朵边好像总有一辆火车在跑，咣当咣当响个不停。
对于新手来说，这种状况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调适，“但你越来越发现，需要面对的远比这些更严重。”

3.

展现在风钻工徐瑞乃眼前的，将不再是在一堆堆横在路基上的巨石，更多的大厦拔地而起，地基越挖越深，孔桩爆破技术空前运用起来。他需要深入到地底20米，甚至50米的洞井中作业。
根据施工设计，土方工人在地基上挖出直径1.2米、4米甚至6米不等的洞井，遇到岩石时，是该风钻工出马的时候了。接通好地面上的空压机后，风钻钻杆快速转动，三角锉形金刚石钻入岩石内部，将石头研磨成粉末，再通过排风孔吹出来。
分为长风化、中风化、微风化三个等级的风钻运转起来时，整个洞井中灰尘弥漫，强风吹着粉尘往头顶的洞口喷射，1米之内看不到人。不到几分钟，灰尘沾满了洞井中湿漉漉的泥壁。洞中的风钻工无处可逃，只能迎着粉尘，握紧颤动的钻杆，除了能感觉越积越厚的灰尘，他看不见，也听不到。
工地上对安全帽有要求，对口罩却没有规定。起初，徐瑞乃下井时，甚至没戴口罩，呛得难受后，才去工头那里领5块钱一顶的口罩。“几乎没有一点用，鼻子里全是灰，嘴里吐出来的也是泥浆。口罩戴烂了才换，一般最少戴一个月。有的烂了，粘起来还继续用，”徐瑞乃说。当他们从洞里爬出来时，只有两只眼珠子在咕噜噜地转动，灰尘像堆雪人一样，将他们重新塑造了一番。
工人们唯一能做的是，到工棚里冲个凉，掬一瓢水，将鼻孔洗干净。但粉尘无可避免的被吸进肺里，滞留在细支气管与肺泡内，不断被肺泡巨噬细胞吞噬。当尘肺病变形成后，即使脱离粉尘作业场所，肺内残留的粉尘还继续与肺泡巨噬细胞起作用，整个肺部纤维化，坚硬如石头。
在年轻力壮的农村劳动力看来，这些潜伏的危险，是没有危险的，没有人告知、提醒他们。相反，工期越来越赶，劳动时间越拉越长。在1993年和1994年的地王大厦两期工地上，徐瑞乃和他的老乡们在深入地下50米，直径长达4.2米的洞井中作业，他们要在被称之为“麻石”的岩层上在钻出8米深的洞。
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竣工，无可争议的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和世界第四高楼。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把国贸大厦当年三天一层的建筑速度，提升到了两天半一层，新的“深圳速度”诞生了。
超大型工程，给风钻工们带来了每天200元甚至300元的丰厚收入，这期间，来自耒阳导子乡的农民工承担了深圳大部分孔桩爆破风钻作业。通过连帮带的关系，他们进入洪坤爆破公司（前身为三联爆破公司）、华西爆破公司、和利爆破公司、中人建设集团公司、浩丰达爆破公司、龙城爆破公司等属下的施工队，参加过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彭年广场、中航广场、市民中心、会展中心、地铁一号线等深圳市著名工程的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
那是导子乡农民工们的黄金时代，双喜村11组的人出去得早，被认为挣了大钱，一度在乡村里风传，甚至有人叫他们“小台湾”。徐瑞宝说，“每次回家时，村里人都很羡慕我们，都想叫我们带出去打工，自己也感觉很有底气。”

4.

以现代用工制度来看，老乡之间的传帮带，给日后确立劳务关系时带来了潜在风险。好比煤矿发生事故后，矿上甚至不知道有哪些工人下井了。风钻工们和爆破公司之间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干完一单活后转向另一个工地，结帐后两不相欠。他们把中国乡村维系了上百年的心理契约带到了陌生的深圳大工地上，一旦遭受了风险，则自认倒霉。
但这些隐蔽的危机，都被“深圳速度”一带而过。1995年夏天，徐瑞乃下到20多米深的洞井中部时，掉下来，第五节脊椎骨摔断了。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后，老板将他转出院，安置在工棚里。又从附近请来民间草药师傅，煎药治疗。徐瑞乃感觉这样下去，自己会变残废。他收拾东西回家了，没有找老板要一分钱医药费，“自己摔了，算自己背时，不能怪别人，”他说。
这次事故，导致他至今脖子不能大幅度的转动，长时间戴安全帽，则脖子承受不了。且左边面部神经受损，一到天冷，肌肉僵硬，没有感觉。
休养一段日子后，工头打来电话，徐瑞乃又动身前往深圳，“我们就是这样，这要有活干就去，没想过将来，也没想过会发生什么，”他说。
但肺部能承受粉尘侵害的限度已经终结，从1999年开始，一些从事风钻作业时间较长的风钻工开始患病。“先是浑身不舒服，不想吃饭，胸口发麻有隐痛，干活没力气，”来自导子乡的风钻工黄荣说，他被诊断出来为尘肺病III期。
患病后，风钻工人们回到家乡，他们大多数被当成肺结核在治疗。“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事搞垮的，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能找公司赔偿。自己得了病，也不好怪别人，又怕传染给其他人，只有辞工回家，老板也恨不得你马上离开，”徐瑞乃说。他在2000年开始咳嗽，医生诊断说是肺炎，吃药一个星期后没事，他又继续下井作业。事实上，粉尘已经完全侵害了他的肺泡，数天后，他再次咳嗽，且伴随着胸闷症状。这次，医生给出了三种可能：肺炎、尘肺和肺结核。
这是尘肺病的前兆，病发时，风钻工们往往会高烧一场，持续一星期左右，消炎后，病情转入平缓，这也预示着尘肺不可逆转的加深了。尘肺病的普遍症状是胸闷、胸痛、气短、咳嗽、全身无力，重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不能平卧，连睡觉都得采取跪姿，最后因肺功能衰竭，呼吸困难跪着而死……
导子乡双喜村因为死亡人数多，被称为寡妇村。发生在耒阳乡村的悲剧，注定不会被深圳认可。
2007年2月的《中国职业医学》上，一篇名为《深圳市1990～2005年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对这一时期的深圳市职业病状况做了研究，结果表明：
16年间，深圳市共发生职业病896例，死亡40例，以1996和2001年发病人数最高，2002年以后呈下降趋势；职业病以有机溶荆危害为主，主要发生在电子、机械五金和印刷企业。
其中，尘肺只有34例，死亡人数为0。
而在另一份2000—2007年的八年间，深圳市累计发生职业病调查数据显示：尘肺病61例，死亡2人。
这份报告还特别说明：由于深圳市部分企业和医疗机构没有遵守职业病报告制度，工人流动性大且不懂以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职业病漏诊、漏报情况严重。有相当一部分工人患病后被厂方解雇回家，其健康状况无法追综。因此，估计计目前经由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的病例数目远比实际的少得多。

5.

湖南东南部的耒阳，多为山区。徐瑞乃的房子建于1995年，与这个村庄的色调相近，没有装饰的外墙看上去一片灰暗。
外出打工的男人们回来时，带着一身伤残。开导湾位于双喜村11组的一个山窝中，14户人家，只有两户男人因为身高问题没有干风钻活。当年在外干活的12个男人，都有尘肺，其中，6人已经死亡。
忙完农活，寡妇们聚在一起。72岁的王翠兰年纪最长，她有5个儿子。1990年前后，王翠兰的5个儿子都去了深圳，下井打风钻。1998年10月22日，老五徐小伍病死，年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老二徐新春病死，时年45岁；2007年农历12月19日，52岁的老大徐白春病也死了；9年前，老三被蛇咬死。
她说，1996年，老五发病。到衡阳等地医院检查，医生不开药了，他只好在家吃草药。呼吸不畅，走路都要大口喘气，到后来就不能下床了。死的时候，脑袋摇了几下就没有了。
72岁的王翠兰种了7分田，她踩不动打谷机，只能用原始的办法，将稻谷背到水泥路上摔打。死一个孩子就脱一层皮，如今只剩她一个人在家，眼泪都哭得没有了。
在家休养的男人们要面临随时突发的状况，2007年8月，黄荣肺部血管爆裂，喷出了半碗鲜血，刚到医院门口便昏倒了。徐瑞乃也突发气胸，吸进来的空气从破裂的肺孔进入胸腔，无法呼出，将肺挤压到了30%，医生在右腋下方打出三个气孔，才慢慢恢复过来。
风钻工们治病时将赚来的钱几乎都花光了，村里的房子，空空荡荡，孩子们也赴父辈们的后尘，外出打工，只不过不敢在从事风钻行业了。
邻居徐一龙的死，让徐瑞乃印象深刻，“前几天，他还天天在外面晒太阳，骨瘦如柴，头也抬不起来。是个‘活死人了。他死之前，躺在床上，他的喉咙像被卡住一样，喘不过气来，滚来滚去，挣扎了三个小时，最后，头朝床边狠狠地撞了两下，双腿一伸，就断气了”。
在家时，徐瑞乃走路不到50米，便气喘不行。他时常在想，有一天，自己也会像徐一龙那样死去。
7月的乡村没任何变化，一样死气沉沉。以个体而论，徐瑞乃觉得，在深圳打工那几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财富，赔上了身体，搭上了命。而片面追求“速度”的深圳，其潜在的危机也终于暴露出来。2005年5月，前任市委书记李鸿忠总结说，深圳正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人口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6．

徐瑞宝留在了深圳。导子乡这批风钻工，拖着病体回乡时，他在坂田买了房子，他的妻子已经有5年没回去了。
“我还是要回到农村，那里是我的家，但至少目前为止，呆在城市的好处是，你可以看到事情的变化，”徐瑞宝说，他和哥哥有着不同的性格：一个内向，一个张扬。
徐瑞宝在发病之处也是被当成肺结核治疗，到现在，他诊断出尘肺病III期。
徐瑞宝看到的变化是：去年5月，一个名叫彭飞平的桑植人，诊断出尘肺后，状告洪坤爆破公司，并赢得了官司。在导子乡的风钻工中，很多人，包括他自己，也曾给洪坤爆破公司干过活。
4月22日，徐瑞宝找到洪坤爆破公司的工头，要求赔偿15万治疗费，对方给了10万。
10天后，徐瑞乃被妻子和儿子用箩筐挑着，送到公路上。他和10名病情严重的村民从耒阳老家赶到深圳。他们找到洪坤爆破公司时，对方认为，口说无凭，是否是职业病，需要鉴定。
截止6月初，耒阳导子乡有170多人在深圳职业病防治院做了检查。
在一份据称是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传真给耒阳市导子乡的《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名单中，共有150人参加检查，尘肺III+有10人，Ⅲ期有23人。除了需再复查的人数，仅有9人为0期，排除在外。
6月15日，前来复查的风钻工与医院院长发生纠葛，他们把院长揪到市政府门口。当天，深圳市成立维稳小组，深圳市委领导批示，在“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原则下予以妥善处理。耒阳市的工作小组也赶赴深圳，与深圳方面交涉。
一切看似朝好的方向发展，然而，要让爆破公司证明职业病由他们引起，并且从腰包里掏出巨额赔偿金，又陷入了难题。官方称，能确定劳务关系的只有6人，还有上百人仅仅是一张工程工作证，甚至什么也没有。
当深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负责人将双方代表召集开会时，面对在手下干了几年甚至10几年的工人，爆破公司的老板们表情漠然，“不确认他们在公司干过。”
博弈还在进行，但风险已经由爆破公司转移到了政府。6月26日，在风钻工人们的要求下，徐瑞乃和其他8名重病患者被送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由政府负责免费治疗。但对上百名患者、甚至死者的劳动关系认定，以及赔偿标准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一切都在谨慎，不张扬下行事。对于政府而言，这是当年在疾驶中忽略的东西，如今，都将显现。
这些，徐瑞乃已无从顾及。时间所剩无几，他十分清楚这一点。这才是最要命的：当一个人还没有走完全部生命的过程，却要盘算一大堆死后的事。徐瑞乃说，他的死将留下一个80岁的老母亲，一个42岁的寡妇，以及一个刚成年19岁的女儿和一个13岁的儿子。或许，还有一堆不可能自动消除的债务。


本报记者 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