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地震 (2008-06-04 15: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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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唐建光　郑褚　　■图　郑褚　　
　　
　　　　作为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曾经与它一同成长，也看到了它的灭亡与被弃。即使县城重建，仍然名为“北川”，但是我们的那座“北川”，承载了我们的过去与记忆的北川，与那些让我们无能为力的人们，已被一起埋进了历史，成为一座遗址供后人瞻仰。
　　　　5月12日晚10时过，我在网上见到了同事郑褚。这个时候，除了网络，所有通讯都断绝了。
　　　　刚刚到来的网上消息说，北川县城估计死亡3000人以上。郑褚是北川人，他的父母还住在离北川县城45公里外的桂溪乡。郑说，联系不上家里，他决定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回北川，带上他的折叠自行车，路不通的时候就骑车。除了父母，那里还有他的很多亲戚。
　　　　北川所在的绵阳市也是我的家乡，另一个震区江油是我的出生地，包括姐姐在内等十余位亲戚也无法联系上。
　　　　次日（13日）早上，我们决定一起去北川，既为采访，也为寻亲。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并且作为记者，14年来我到达过国内外很多的灾难现场，2003年春的SARS，2003年底的开县井喷，2004年底的印尼海啸，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现在虽然转做《国家历史》杂志，但正在发生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历史呢？我们没有理由缺席，何况它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的亲友身上，我们长大的土地上。
　　　　这天中午，我们乘上公司派出的越野车购完了生活必需品从成都出发，接到李承鹏打来的电话，李是我在《成都商报》的前同事，他听说我们要去灾区，要求搭我们的车一起去。
　　　　半小时后，李承鹏开着他的宝马与我们会合，李说，今天早上他从车上醒来，就觉得不对劲，灾难就发生在身边，虽然不是社会新闻记者，但作为四川人，也不能就坐在家里看电视吧？
　　
　　母校
　　　　
　　　　汽车上了成绵高速，李承鹏发现除了偶尔有几辆救援车辆北行之外，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驰援的紧张。但一到往安县的道路入口，气氛骤变，试图进入安县的车辆被大批交警拦住了，只允许救援车辆进入。
　　　　正当我们向警察说明情况准备进入时，李承鹏探出头叫住了一个人：“老段”。
　　　　此人是成都著名酒吧“1810”的老板，开了一辆越野车，装了一车东西准备送到北川去，那也是他的家乡，到此却被拦住了，跟着我们才被放行。
　　　　进入安县境内，才真正感觉到了强震的肃杀，沿途一半的房屋倒塌，人们搭起了各色的简易帐篷。
　　　　出了安县城上了去北川的二级公路，就进了山区，一路都是打着应急灯或拉着警笛的车辆急驰。大家都分工观察左右的山壁，震中雨后的山区随时可能塌方，一路上至少有四辆被砸得变形的车躺着。
　　　　到达北川境内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军车和救援物资运输车辆将汽车堵在离北川中学两公里远的公路垭口，我们只能下车步行。5月成都的天气已经颇为炎热，而在雨中的北川却山风料峭。
　　　　我和郑褚用背包装上了足够三四天吃的干粮和瓶装水，告诉司机老曹，如果今晚我们没有回来，可以权宜行事，我们做好了在里面呆几天的准备。
　　　　半个小时后，我们穿过车流走过任家坝收费站，这里就是救灾的大本营了。熟知地情的郑褚说，此地地势高，往下翻过一个山头就可以俯瞰整个北川城。因此这里也就成了救灾大本营，各路救灾人马、安置站和临时医疗站都在这时，还有各种应急通信车和帐篷。郑褚带着我们往北一中（北川中学）奔去，那里是他的母校。
　　　　走进校园，一座巨大废墟迎面堆放着。
　　　　那是主教学楼，建成于1997年，高五层，两排楼房呈Ｌ型，每排有20个教室。
　　　　旁边看起来更年长的楼房没有倒下，这两座教学校却成了一片瓦砾。
　　　　除了这座倒塌的教学楼，另一栋教学楼也严重倾斜，随时有倒地的危险，在教学楼的后面，学生宿舍楼由于地基塌陷，也出现了断裂。墙体厚实，外形古朴的行政楼也许是这所学校最结实的建筑，但是它也有两条粗大的裂缝。三台吊车在忙碌着，消防队员和军人一块块地往外搬运破碎的水泥块，成堆的课本散布其间：中国历史，英语，中学语文……
　　　　我们爬上废墟边缘，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那里，向我们指着一处缝隙：那是我女儿。一个孩子扑倒在冰冷的断墙下面，大半个身体埋在瓦砾中，但是露在外面的手臂仍然有动作。
　　　　很长时间才能挖出一个人来，通常都已死去。在两顶帐篷后面的一片空地，那里曾是学生们锻炼的单双杠，放着一排排蓝色的塑料袋，50个，每一个里面躺着一个人。
　　　　老段在这里遇到一个个的熟人，他的老师或是同学，一问家里情况，要么这个没了，要么那个没了。
孩子与女人
　　　　
　　　　我和郑褚决定去县城，沿着水泥路往前走。
　　　　这是郑褚极为熟悉的一段路，高中时候夜里偷偷翻围墙出来，去城里喝酒，上网，看球赛，然后再踏着夜色返回任家坝北川中学。
　　　　道路走出几百米就断了。准确地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上抬了十多米，悬在了空中。从悬路上攀下走不多远，道路又被一堆巨石拦住，最大者足有一辆卡车之巨了。
　　　　一队队的军人抬着担架走着。所谓担架，多是门板或椅子。每一个担架都有十几个人抬，不断地轮换。
　　　　翻过巨石阵，断路的尽头的山下，就是北川县城了。
　　　　此时天已经渐暗了下来，但仍然可以看得清楚：县城在数山夹峙中，像躺在一个锅底，此时已像大锅中的一堆砂石。山上是泥石流留下的巨大伤疤，而山脚的城市，已完全瘫倒了。尚未倒下去的，大约只有两三成。
　　　　2005年1月，当我从新加坡空军的直升机上俯瞰印尼的米拉务时，曾经有过这样的震撼。海啸把这个拥有３万人口的城市完全抹去了，地面上留下一块块的白色方格，那是房屋被卷走后留下的水泥地面；只剩下几个塔尖在阳光下闪烁着白光，那是坚固的教堂。
　　　　但不同的是，从空中看到的米拉务几乎没有人气了，像是一块化石。而北川，虽然同样看不到人，瓦砾冒出的一些烟，让我们确切地知道，在20多个小时前，这里还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城市。
　　　　从一座陡峭的山坡溜下去，我们站在了县城的水泥路上。最后一批撤走的军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问城里还有人吗，一位抬担架的救援人员说，：“有，但都是死人。”
　　　　空旷的马路和零乱的废墟中几乎没有人影，我们似乎置身于一座死城。
　　　　没有照明，绵雨以及随时发生的余震和滑坡，是救援人员必须在黑夜来临前撤出的原因。但想到这片广阔的废墟下，还有无数的人在呻呤、饥饿和苦痛，我们仍然感到很异样。
　　　　通往县城腹地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无水的河道便成了路。河上那座翻水桥也垮了，一台越野车、两辆三轮车躺在桥下。这是一座多难的桥，在过去十多年的山洪爆发中被冲垮过两次。
　　　　岸上有五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准备下到河道，我们赶过去帮助他们把担架抬下河道再抬上另一岸。
　　　　那几人一上岸，便累得瘫倒在地，有人拿绿色塑料布盖住担架上的人，有人则躺在塑料布上。这时我们才看清，随处扔的这些塑料布实际是尸袋。
　　　　那群人说，他们是江苏人，两个月前来这里办水泥厂。厂在山里边，地震后，他们抬着这位受伤的女子翻山越岭才走到这里来，已经20多个小时了。
　　　　再往里走，在一个叫“女人街”的地方，一堵墙下躺着三个人，最上面是一个女人，其下是一个男人，都已死了。他们身下压着一个小孩，正瞪大眼睛看着这群围着的陌生人。女孩的腿被两个大人压住了，只露出半截身子，而两个大人则被这堵移位的墙压住，完全无法挪动。
　　　　只能推断，在地震发生那一瞬，两个大人（后来媒体报道是孩子的父母）用身体护住了孩子，却被移位的墙给压住了。
　　　　救援者来自江油的攀长钢集团，他们赤手空拳已经救出了十几个人，花了五六个小时却在这孩子身上束手无策。
　　　　一名救援人员讲，实在不行，只能把上面的两人身体给切割了。大家默然无应。
　　　　天已经暗了，雨一直在下，余震中周围建筑在瑟瑟发抖。要撤离了，我们把自己包里的饼干和水递给女孩，然后找了一床棉被给她盖上，找了一把大伞遮住她。希望她能安然度过这一夜。
　　　　走过一个街口，我和郑褚突然听到一声隐隐的孩子哭声，感觉是身边楼上传来的，这是一幢两层楼房，底层是商铺，二楼住人，三楼是茶坊。那位攀长钢的职工闻讯戴上安全帽就往里冲，两分钟后他跑出来说在二楼找了所有房间都没有发现。正要走时，我们和另一名救援队员又听到哭声，感觉是从三楼传来的，那位职工和一名军人又冲了上去，在三楼也没发现情况。
　　　　有人说，可能是墙下压着的那个小孩在哭。救援者也不能再冒险了，我们只能宁愿相信刚才是幻听。
　　　　撤到河边，一只壮大的牧羊犬一直跟着我们，现在我们是它唯一能跟从的人类了，但它却一直没有勇气从街道跳下河道。
　　　　那群江苏人抬着担架往前面走，我们加入进去。走到来路时的那座山坡，我们才明白为何士兵们要十几个人抬一个伤者——要攀上陡峭的山坡，需要六个人同时抬，三五钟就得换人。所谓担架就是一块牌子，背面写着“某某公安局委员会”字样，三根杠子抬着，因为缚不牢，不时滑掉。这样的行进非常艰难而缓慢。
　　　　攀到半坡，旁边一个担架上裹着棉被，那是一个死去的人，推想是抬到半途死掉，被放弃的。那位长钢的小伙子说，把死者放下来，我们用担架。但没人上去动手。他走上去试图把死者翻出担架，发现被捆得紧紧的，只好放弃，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了，兄弟，我们也是为了救人。”
　　　　天已经黑了，一位军人说，干脆背，这样快点。江苏人赶紧说不行，伤者腹部受了伤，肠子都露出来了，不能背。
　　　　歇息时，一个江苏男人跪在担架旁亲吻着那妇女，鼓励她一定要坚持，并恳求我们救人到底。当然不会有人会放弃她。
　　　　黑暗中不时有哗哗的声音传来，那是周边的大山还在滑坡。这样一步步地攀爬挪动，最终是用绳子拉上了山坡，随后又攀爬过巨石堆和断裂路段，才看见远处有电筒照过来，此时已是８点过，这两三公里路段，已耗去我们近两个小时。
　　　　此时我们发现，那只牧羊犬已经跟上了我们——对于一条生命，求生总是本能。
　　 夜晚
　　　　
　　　　黑夜中的任家坝，依然车水马龙，救援人员和灾民用倒塌的屋檩窗框之类升起了火，以抵御这雨夜。部队搭起了帐篷，一些灾民在露天裹着被子已入眠了。我们沿着公路，找到了我们的车。司机告诉我们，李承鹏和老段已经离开去了安县。
　　　　在车上吃着干粮，公路上一辆辆的大巴上坐着军人，他们也得在车上过夜了。
　　　　十点过，北川中学里灯火通明，救援仍在继续。
　　　　中学门口露天躺着一些灾民或伤员，医护人员忙着给他们检查。
　　　　中学外，一个倒下的市场大棚形成一个“屋子”，炖好的肉块刚刚起锅，屋里，二三十位灾民围着两堆火开始了他们的晚餐，火里烤着土豆，主食是盛在脸盆里的煮粉条和土豆。
　　　　他们来自东溪乡华林村，那里到县城有5个小时的山路。北川本来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山体滑坡，泥石流每年都有发生，可是地震的威胁，似乎只存在于久远的回忆里。村民付兴琼说，1976年松潘大地震的时候，她还只有12岁，村里人都到防震棚里住了10天，可是很多人连地震都没有感觉到。
　　　　但这次地震显然超过了他们所有人的记忆。
　　　　他们中，好几个人的孩子都在北川中学读书：付兴琼的女儿，北川中学初二二班学生；张清惠的女儿朱晓燕，北川中学初二一班学生；梁艳碧的儿子李友泽，北川中学初三四班学生。
　　　　虽然近在咫石，他们都没有勇气去翻看那些挖出来的尸体。此外，李德勤的女儿，北川职业中学高一的李红梅，李中英的儿子，茅坝中学初一的吴定友，也都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他们本来不打算下山来的，尽管头天下午的地震已经让他们绝大多数人无家可归。他们说，现在的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一般在山下城里上学，剩下的就是老弱病妇，现在走得动的走出来了，走不动的还留在山上。
　　　　那天晚上，他们全村剩下的人都是在山上的森林里度过的，13号早上一位从县城返回的人告诉他们，北川县城毁了，北川中学的教学楼塌陷，学生被压在楼下……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于是拼命似的冲下山，来到这里。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年迈的父母还守在山村外的森林里。按照政府的安排，作为灾民他们应该被转移到绵阳的安置区，可是在绵阳一个熟人都没有，去那里干什么呢，说着说着，女人们就哭起来。
　　　　在聊天的时候，一次大的余震震得避难棚的塑料屋顶哗哗作响，但人们似乎对这样的震动已经麻木了。
　　　　12点过，手机里开始有了短信，虽然时断时续，北川终于和外界联成了一体。郑褚突然想起了在桂溪乡的父母，从地震到现在，一直和他们没有联系。但电话还是不通。
　　　　夜深了，篝火和电筒成了街道上唯一的光亮，雨夜的寒冷让我在车上无法入眠，清晰地数着，两三点钟震了一次，5点过震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