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天
5月
18日星期日晴
清晨
6时,我们离开了汶川。
崎岖的路在脚下延伸。
汶川,这座在经历了
8级大地震洗劫之后已是物非人也非的小城,渐抛身后。
那些悲伤,那些坚强,那些眼泪,那些微笑,那些人性中最美好和最不堪去深究的东西,却还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
路上往来的车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少。此时的汶川犹如一座孤岛,而从汶川至理县至马尔康就是这座孤岛惟一的出路。
离开汶川的车多数都是外地牌照,他们有些是自驾车来汶川旅游不幸遇上地震被困的,有些是
16日路打通后,匆匆从外地赶来汶川接受灾亲友的。每辆车上都塞得满满的。
沿途都是步行逃难的人,三五成群。他们不时向包括我们的采访车在内的过往车辆挥手,恳请搭载他们一程,但我们的车实在是坐不下人了。每当我们的车从这些满脸疲惫、一身尘土的人身旁经过,我都会很内疚,很抱歉,因为我们的“拒载”一定给他们多添了一份失望和无助。
路况依然很糟糕,甚至比来时更糟。因为被主震震松的山体,在随后的多次余震当中又发生了坍塌和滑坡。而知道这条路打通之后,进出汶川的车就多了起来,因此一路上车速很慢。
清晨
8时,我们到了桃坪羌寨。
桃坪羌寨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因典型的羌族建筑、交错复杂的道路结构被称为
“东方神秘古堡
”,是世界保存最完整的羌族建筑文化艺术
“活化石
”。
2004年
8月中旬,我和商报的几位同事在报社组织下,参加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发起的“保护藏羚羊”的志愿者活动。那次是自驾车活动,从可可西里回程经过桃坪羌寨时,我们曾特地去寨中盘桓了半日。
桃坪羌寨很美,在我眼中,那不是一个村寨,而是一个凝聚着古羌人智慧和心血的美丽的古城堡,其中还蕴藏着许多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探究去破解的千古之谜。
还记得那天中午,我们在一个羌民家中吃的午餐,午餐很丰盛,羌民自制的老腊肉,香肠,敞养的土鸡,自种的新鲜蔬菜摆了满满一桌。饭后,他们带我们去参观了整个寨子,爬了寨中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几个碉楼。在我的相册中,还保留着当时我们穿着鲜艳的羌族服饰拍下的照片。
正因为对当年那次愉快的羌寨之行记忆犹新,我才更加担心这座古羌寨在地震中的命运。但我始终不相信这座古羌寨会遭受灭顶之灾。因为它已经历经了上千年的风雨,遭遇地震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
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却依然屹立不倒。但这一次,震中离这座寨子是最近的一次,它,还能扛得住吗?
我们很快知道了答案:桃坪羌寨再一次禁受住了大自然的残酷考验。
寨口的新修的碉楼顶部有部分坍塌,但整体看上去还完好。过了小桥,就进了寨了。寨子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都是庭院式的,种满了蔬菜、水果和花花草草。从外表上看,寨子美丽依旧,一片宁静祥和,几乎看不出地震留下的痕迹。我的心一下子落了地,由衷地升出一股对古羌民们的敬意。
事实上,整个老寨子只有部分房屋发生了部分坍塌,且无一人伤亡,另外三座著名的古碉楼只有楼尖发生部分垮塌,主体依然保存。进入各个民房内部,会发现有不少民房出现了裂缝,是否还能居住,还有待有关专家鉴定。寨子离震中如此之近,却还能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寨民们对房子的抗震能力显然还是很有人心,在寨中的空地上,只零零星星搭着一些帐蓬。
我们是第一组来到寨中采访的记者。寨民们依旧是那样好客。我们分散采访时,我来到了“小琼羌家”。一家人正在做早餐,柴火灶上刚刚煮好一锅鸡蛋。他们热情地剥好鸡蛋递给我:“尝尝吧,这是正宗的土鸡蛋。你们能冒着危险到这里来看望我们,我们很高兴。”
我早上起来啥也没吃,的确也饿了。鸡蛋是溏心的,吃起来很香甜。
一位女寨民告诉我,她的奶奶已90多岁了,曾经历过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奶奶说,这次地震比当年那次还要凶。”幸运的是,全寨人以及游客无一人伤亡。 “这么大的地震,绝大多数房子都还能不倒,真是幸运得很了。我们的祖先真是了不起啊,发明了这种建房子的方法,不用钢筋水泥,抗震能力却这么强。”
他们的感慨也是我的感慨。我不禁想,谁说我们人类的文明就完全是在“进化”而不存在某种“倒退”呢?
桃坪羌寨的寨民都是依靠旅游半农半商、“先富起来”的人,却依然保持着淳朴和善良的天性。地震发生后,桃坪羌寨的寨民们自发组织起来,把储备的肉食、地里的新鲜蔬菜准备了数十背篓,选了数十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步行数十公里背进汶川县城,慰问前来抢险救灾的官兵。在官兵们开进汶川县的途中,寨民们也轮流在路边提供水和一些食物:“他们太辛苦了!我们虽然也受了灾,但是比起其他地方的人幸运得多了,我们也要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开路进汶川的战士尽点心。”
离开桃坪羌寨时,我采访的这户寨民热情地把锅里剩下的5个鸡蛋全都捞给了我。捧着5个热乎乎的鸡蛋,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还会再来的!
我把鸡蛋带回车上,分给了同事们。
我们都对桃坪羌寨的抗震能力感到惊叹。古羌人不划图,不吊线,用石块泥土纯手工垒建的房屋,比我们现代人建筑的许多房子还要坚固、抗震。
我不由想起了那些倒塌的教学楼,在那些教学楼里,吞噬了上万个孩子鲜活的生命!看来,一座建筑是否坚固,并不完全取决于建材的优劣和技术的高低,更取决于良心的好坏。
我们继续前行。塌方路段很多,往来的车也多了起来,开始出现了堵车。
而让我们振奋的是,赶往汶川方向的救援车辆络绎不绝。每辆车上都打着鲜明的标志,“XX市与灾区人民心连心”、“XX省与灾区人民在一起”、“XX企业与灾区人民共渡难关”-----
而救援车辆的种类很齐全,有大型工程车,大客车,大货车,救护车,冷冻车,油罐车,通信车,邮政车,环卫车------
我们这一路上,没法看电视,没法上网,几乎处于信息封闭状态,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对汶川大地震已采取了怎样的救援措施。但仅从驶进灾区的救援车辆种类来看就可以看出,现在的救援力度非常大,部署得也较为周全。
我们很激动。每当救援车队驶过,我们都主动地靠边让行。每多过一辆救援车,我们的心就多一份温暖和感动。
而和我们一同驶离汶川的人的心思似乎都一样。在一处地陷路段,我们被拦了下来,等候进灾区的救援车辆先通过。司机钟方水看了一下路面上塌陷的那个大坑,说:“等会儿要是来了大车,肯定过不了这个坑,我们不要等抢修队的人来,自己搬些石头来把这个坑填了!”
我们一开始行动,立刻感染了其他的人。人们纷纷从车上下来,去搬石头填坑。地震发生后,路边到处都是大大小小从山上滚落的石头,大家就地取材,只用了十多分钟,就把那个坑填满了。而就在这时,一组救援车队正好迎面开了过来。这一组全是大型货车和客车。看着车队缓慢而顺利地驶过了我们刚刚添好的大坑,我们都很开心。我突然发现,自从地震之后,我变得特别容易满足。
在快到理县的时候,我们遭遇了此次长途采访中最惊险的一幕:在驶过一处山崖时,我们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响,我们都吓了一跳,等我们反应过来时,发现挡风玻璃的左上方已经被打了一个鸡蛋大小的洞,围绕着洞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碎玻璃落在了司机钟方水的身上。好在钟方水是退伍军人出身,心理素质好,一点都没有惊慌,方向盘依然稳定。不然,山崖下就是滔滔江水,我们可能都“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短暂的惊愕之后,我们很快平静下来,开始狂开玩笑。说实在的,我们没法不笑,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沿途我们至少看到了上千辆被巨石、泥石流、山体滑坡或砸扁或埋或被下山崖坠在江边变成一团废铁的车辆,各种型号档次的车都有,其情其景真是触目惊心。而这块坠落在我们挡风玻璃上的石头,如果再大一点,砸的位置再“准”一点,我们就会和那些车辆上的人一样,永远地留在路上了
------ 到了理县,我们没敢奢望能找到开门营业的汽修厂,只想找一家卖不干胶的小店,把已变成蛛网的挡风玻璃粘一下。因为路况这么差,车子抖动厉害,万一开着开着玻璃突然哗啦一声碎了,可就麻烦了。
但理县绝大多数的店铺都关了门,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赶路。
在这里,我接到了一条短信,说是绵阳的江油市发生了六级余震。我老公的二姨三姨都住在江油,趁着还有信号,我赶紧打电话给我老公。
还好,二姨三姨家的房子只是被震成了危房,但人都还健在。我老公的表妹从北京买了三个帐蓬回来,现在,二姨和三姨两家人就住在帐蓬里。
老公得知我们的采访车遭遇了飞石,很是担心。这一次我和他分别赶赴灾区,彼此没少为对方担心。只是我们既是夫妻,又是同行兼朋友,我们只能把这份担忧转化为一种对彼此工作的全力支持。
就在昨天下午,我正在汶川县城的移动通信车旁写稿子,突然一连接到老公几条短信。我好不容易打通了他的电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吓死我了!”
原来,一辆挂着采访车字样的车辆在理县附近遭遇塌方,被巨石掩埋。消息很快传回成都,各家媒体都在清点核实派往灾区的记者是否安然无恙。一位华西都市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老公,怀疑那个“遇难者”是我,把我老公吓得够呛。
对于这次遭遇飞石有惊无险,我本来不想告诉他的,可是这时候女人爱撒娇的天性又开始作祟,我渴望能从他的担忧中得到一种满足。
事实上,这是一条危机四伏的路,谁能保证每次都只是有惊无险呢?在能够向老公撒撒娇,索要一点关爱的时候,我就要把握住机会。否则,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
下午
3点,我们回到了马尔康。我们的一个车胎有些缺气,在司机去县城补胎的时候,我们就在城边那个设立警戒线的三岔路口下车,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
马上有人过来招呼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们这才发现,路边已经出现了志愿者们摆的慰问点,几个年轻的姑娘们在给过往车辆提供开水、馒头和煮熟的土豆。我其实并不饿,但我还是喝了一杯水,吃了一个土豆。不为别的,我就是想看看姑娘们那满足的笑容。这几天,我们看到的笑容实在是太少了。
接下来往小金县走的路上,和三天前来时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当天上百公里的路上,几乎只碰到屈指可数的几辆车,而现在,这却是一条最为繁忙的路了。各种救援车辆一辆紧接着一辆,每一辆车都承载着一份爱,一份希望,车身上一条条大红的标语,看得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晚上
6时过,我们终于来到了小金。在县政府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在地震中出现了一些裂缝,所有的服务员都已经回家了,招待所实际上陷入瘫痪,只有几个志愿者在留守。尽管如此,招待所的房租并不便宜,
3间房花了
500多元,而且房间中连卫生纸都没有。但经过一路上的奔波,我们对对洗个热水澡、好好拉直身体睡一觉的渴望超过了我们对余震的恐惧,我们还是坚持入住了。
我们匆匆发完稿,在招待所门口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晚饭,就回到房间看央视的赈灾募捐晚会。
整个晚会,我的眼泪就没有干过。有几次,我甚至是无法自控地嚎啕大哭。当播出那个彭州的女民警蒋敏的故事时,我哭得最伤心。因为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女儿幺幺猪。
地震发生当天,幺猪正在上课。她今年春节刚满
6岁,但为了接送方便,我去年秋天就把她送到小区的小学上一年级了,她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突如其来的地震,把她吓得不轻。老师们及时把学生们疏散到了操场上。我晚上
8点过才回到家,幺猪告诉我,“班上有几个同学都吓得动不了了,我还算勇敢,我自己跑出去的。”她还太小,不清楚什么是地震。但周围异样的生活气氛还是让她意识到了事态有些不寻常。第二天一早,当我要离开家时,她曾一反常态地拉着我,苦苦地求我把她带在身边,但我还是硬着心肠甩开了她的手
---- 这些天,老实说,我很少想到她。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根本没有空去思想任何与地震无关的人和事。偶而想到女儿,但很快就转移了思维。我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给她打过。因为多数时候手机没有信号,偶而有信号,都赶着打与工作有关的电话,根本没有想起给她打过一个电话。我很震惊于自己的“忘性”,我这算哪门子的母亲?
事实上,因为有母亲帮我照顾孩子,我早已习惯了当“甩手妈妈”,每当工作的需求与孩子的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我都常常是选择了工作。我总是对自己说,幺猪还小,有外婆照顾她就够了。可是这样说着说着,幺猪都已经
6岁了!我突然发现自己表面上很爱女儿,实际上却是那么忽视她。尽管这次成都市区没有遭受破坏性地震,我家的房子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我和老公都奔赴灾区,置一家老小与不顾,仍是那么不负责任,不尽人情。
当看到蒋敏讲到她的
3岁小女儿遇难前给她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她那悲哀到极点的表情一下子触动了我心里的某个最柔软的角落,我抱着被子呜呜地大哭起来。我突然疯狂地想我的幺猪,想给她打个电话,可是已是深夜了,幺猪肯定早就睡了,我不能吵醒她。
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悲伤和自责里,哭了许久都无法释怀。我想,明天一早一定要给女儿打个电话。因为我明天还要翻过积雪的巴郎山去卧龙,那条路我前几天刚刚走过,真是很危险,我对自己能否平安回来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
看着蒋敏那表情麻木的脸,我忍不住想,如果我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的幺猪会怎样?将来长大以后,她是否还会记得我这个妈妈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