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陈志武
　　南方日报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
　　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比过大有关。
　　国家收入的“大饼”是如何分的
　　如果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国家收入相当于多少“居民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比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作为参照系数，19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消费难是因为财富升值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家中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资产性财富升值收入。但是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工资的上涨是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收入比”决定国家喜欢在重工业“一投再投”
　　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前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因为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