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韩洪刚
韩洪刚  2007年7月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毕业，8月底至9月初入主三联竞争力做记者。
访谈者：黎娟娟
访谈时间：2008年1月20日
访谈地点：北京大学康博斯餐厅
出处：过来人 www.guolairen.com

在我们渐渐被现实化的时候，我们的身边还会有那么一批人，在用力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坚守的路上哪怕会有碰壁，哪怕会有不快，他们依然无悔。对于韩师兄的坚守，佩服之余，还有祝福，希望心怀理想的人，终究能够在社会这个大森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Q：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本《竞争力》杂志吧。
三联书店下面的杂志有《三联生活周刊》、《爱乐》、《读书》、《竞争力》，《竞争力》只是其中的一本月刊，主要是研究公司行为的。它重点关注快速成长型公司，比如对企业的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等进行研究和评价。受众人群主要是公司和集团的管理层，目前还是以订购为主。

　　
Q：月刊相比日报或者周刊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的理解是，月刊更多的是一些信息的集纳、整理和提炼，或者说思想性的积淀，月刊记者注重研究和梳理。日报更侧重于时间性，即时效新闻。周刊会侧重于事件的纵深，时效性不及日报，但强于月刊。

　　
Q：你是一毕业就进的三联吗？
我是硕士毕业进入三联《竞争力》的。进入传媒领域，对我而言，有一点曲折。我本科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环境工程。本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一家建筑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渐渐觉得可以“一眼望穿以后的人生”。我觉得这样活一辈子，特没有劲，就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我觉得，记者会不断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生活有变化，很有意思，小时候也曾梦想过做记者嘛，于是想转到传媒来做。至今我仍然觉得，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生活是迷人的。生命应该是一种体验吧。当然了，当时我已经知道在中国做记者其实挺郁闷的。

　　
Q：那促使你知难而上的想法是什么呢？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记者的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一句话的触动。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的一句话，“凡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这句话给我了勇气。可能由于我是山东人，受儒家思想熏陶，免不了有一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放在当下的语境，就是想做一点推动性的工作。我就辞了职，考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我本科时，在校报做过学生记者，但我在新闻方面还是没啥功底。
当时从上海来到北京，很有点义无反顾的味道。我还有一个朦胧的念头，觉得“北京尚还是一个可以做一点理想主义事情的城市”。说到理想主义，当时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就是央视的《新闻调查》。我很推崇《新闻调查》的记者，很钦佩他们在品位和专业水准之中透着的坚守与执着。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新闻调查》节目，好像是关于淮河水污染的，我淹没于那种大气与纪录感之中，从此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很想进入《新闻调查》工作，但觉得自己底子太薄，就打算考研先。我其实不喜欢做电视，但觉得这个栏目不错。

　　
Q：我听说，你后来真的如愿以偿去了《新闻调查》。
是的。说来还似乎有点传奇。我刚到北京不久，就在中华传媒网偶然认识了刘春，他曾在《新闻调查》工作过，当时已是凤凰卫视的助理台长。通过刘春老师，我得到了《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的电话。我联系了三次，但跨度有三年时间，终于在2005年6月1日，踏入《新闻调查》的大门，实习三个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三年与仨月》来记录这段时光，收录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中。
我实习中的表现，得到了制片人的赏识，但我当初想在“调查”工作的想法，却有些动摇了。我觉得“调查”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也与一些媒体的报道出入很大。所以很犹豫要不要争取留下。实习结束后，有几次我因事回“调查”，推开门的瞬间，我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温暖。这种温暖感让我选择的天平开始倾斜。我就想，调查于我，就像北大于我一样，身在此山中，也就觉得“不过如此”了，纵然千不足、万不是，但它还是有“相对好”的一面，对吧，这么大个中国，也并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去处。再说了，毕竟我憧憬了很多年、实习了三个月，能够留下来的话，也算是一个传奇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借助这个平台，我可以做出一些有影响力的节目。我就这样说服了自己。在2005年11月8日，也就是记者节那天晚上，我给制片人张洁写了封信，说希望成为一名“调查人”。张洁很快给了我回复，只有三个字，“欢迎你”，我就回来了。

　　
Q：那你在《新闻调查》主要是做一些什么工作？
名义是见习，职位是助编，也就是打打杂吧。报选题，找资料，翻带子，联系采访，也有跟着摄制组出差。比如去过威海、旅顺，做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片子；去过湖北监利县和四川都江堰，做关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片子。但总的来说，我后来在“调查”待得并不顺利，最后离开了那里。

　　
Q：什么原因呢？可以说你是花了一定的努力吧，才来到这里的。
这个不是太好说清，很多事情都是缠绕在一起的，就像蝴蝶效应，你很难说哪一点起了关键作用。我只能说说我的个人感受。大概有两个因素，显得突出一点吧。第一，实习快结束那会儿，我以私下的方式给张洁写过一封信，指出“调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我的建议。这封信得到了张洁的认可，但没有想到，信却被贴到了办公室的公告栏里。我对此有些不安，因为我信中从新闻职业角度指出了一些老编导工作作风的不当，绝无私怨。不过，当时我也没过分在意，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什么后遗症。
再次回到调查后，就有几个同事跟我提及那封信，善意地说，我指出的是“事实”，但那样写“很不周到”等等。我这才有些真往心里去了。我就想，电视毕竟是个团队合作的事情，和同事处不好的话，那工作怎么做哦，我也听说过同事间不配合的例子。所以，我慢慢变得很在乎一些感觉，谨小慎微，甚至有意矮化自己，试图挽回那封信造成的影响，获得团队的接纳。这样，我的心态就有些失衡，结果也就是显然的了，我既没获得团队的接纳，也没表现出我的能力。后来我看到，这种困境，在心理学上有一种描述，叫做“约拿情结”。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说是新闻理念的分歧。还在实习的时候，我就在选题会上提出过“放大光明比揭露黑暗更重要”的观点。我的认识是，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新闻调查》擅长的“揭黑”报道，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仍处在“结构性之内”，一些报道也许可以解决具体的事情，可舆论过后，同样的事情照样死灰复燃，治标不治本。
所以，我的想法是，“揭黑”当然需要，但至少应该同等地去关注和报道转型社会中那些具有改革性、创造性和推动性的力量或者观念，这也许是微末的，但如果善加运筹，或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只有这样，《新闻调查》在中国驶出“历史三峡”的转型运动中，才可能有真正的贡献。我把这叫做“放大光明”。所以，我喜欢报那些缓慢而不那么冲突性、但具有结构性价值的选题，而那些黑幕和悲惨的故事，可能我的神经过于敏感和脆弱吧，我有点不能触碰，太压抑了，透不过气来。但是，我的想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尤其是编导不愿意做这样的选题，也许是基于收视率和操作上的挑战的顾虑吧。
所以，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以及一些个别的事情的纠合，我的处境比较尴尬。后来，我就离开了那里。

　　
Q：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比方说工作时间、同事工作情况？
因为我刚到《竞争力》不久，所以还需要坐班。我们编辑部有十几个人，一个主编，一个责编，一个流程编辑，一个美编，其余都是记者。同事都是年轻人，很简单，也很聊得来，所以相处的很好。

　　
Q：你认为做记者需要有什么样的素质？
我觉得，可以从个人禀赋和专业素质两个方面来讲。在个人禀赋上，要有好奇心，同情心，进取心，还要永葆学习心。要能“打破沙锅问到底”，要能锲而不舍。最好悟性要好，能迅速抓住事物的内在节理，和事物之间的相关性。
在专业素质上，至少应该对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有系统的掌握，并熟悉方法论。特别重要的是，应该具备新闻伦理的基础知识，并保有理解力。这是目前很多新闻人所欠缺的。很多记者不是学新闻的，比如学经济的、法律的等等，他们有专业方面的理解力，但没有系统的新闻职业观，尤其是新闻伦理的意识很不够。恐怕这也是当下传媒喧嚣的原因之一吧。

　　
Q：那你对自己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比较喜欢大学的氛围。所以，我想以后在大学当一名老师。先做几年记者吧，积累一定的社会阅历，然后再读个博士，毕业后就到大学当老师。至少到现在，我还是这个想法。

　　
Q：那你是怎么进到三联的？
毕业时，差点去了新华网，当时考虑网络的影响力是会越来越大的。承袭过去在《新闻调查》的想法，也想借助这个平台发挥点影响力。从4月份开始，我在那里实习，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没有签。一是我感觉没有空间，二是我不太适应编辑的工作方式，颈椎不太舒服，我还是想做记者，不坐班。所以，继续找工作，继续投简历，后来就被《竞争力》面试。
我记得，主编方向明老师好像和我聊过三次，最终我就来到了《竞争力》。因为方老师和《新闻调查》的张洁很熟，所以对我就有特别的印象。我很佩服方老师，他在中国财经新闻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所以，来到《竞争力》工作我很高兴。方老师让我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方向。因为，我一直认为，“商业改变中国”，民营资本和企业家群体的壮大，比所谓的中产阶级，更有对权力制衡的切身需要，也逐渐会有这个力量。而中国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制衡权力。西方的近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权利战胜权力的过程。目前，中国也正在进入这一过程。商业是重要的力量之一。我在《新闻调查》时，就在想如何做商业方面的报道，这也一直是《新闻调查》的软肋。

　　
Q：那你对现在的工作满意吗？
还算满意吧。刚来不久，我还在学习和熟悉之中。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财经领域需要执著、理性，同时还需要有策略。中国在这方面的路还很长，需要基于批判的建设性，只是批判是不够的。

　　
Q：你在实习与工作经历中，有什么很深的感触？
感触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确会存在价值观的冲突。所以，现在，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首先会尽力地去理解对方，尽量做到换位思考。然后，尽量宽容地看待各种观点。因为很多人与事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渊源，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发现自己做判断时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不武断了。而在过去，我很爱比较快地做判断，甚至这有时透露出一些智力上的自负。这也是一种成长吧。
另外，就是人与人之间对“标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我在面试时，方老师用手比划着跟我说，我是那种标准高于社会的人。这必然会伴随的是一个痛苦的社会化过程。但是，要降低标准去完全适应社会，我又做不到。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坚持的东西吧。当然，在经历中，我学会了既坚持自己的标准，又尊重别人的标准。

　　
Q：那你能说一下，你自己坚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自己认为值得活的东西。坚持实际上是为了使自己得救。人为何而活，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自己必须做出解答。这个会涉及到生命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我是谁，我可以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倒是我一直追索的主题。有一个词叫meme，你可以百度一下。这是英国的里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造的词，meme的基本意思是指人的观念、思想、理论体系等。我把它理解为一个人可以传世的东西，比如，孔子的meme是《论语》，牛顿的meme是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meme是相对论。当然，我不可能做到像他们那样伟大。但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嘛，同样的人生一世，我是不是也应该追求自己的meme，对吧。
我没有多大的动力去追求功名利禄，只要达到中等的生活水准就行了，但我会想自己的墓志铭上会写上什么。人都是向死而生，对吧。所以，我觉得，人生不妨倒过来活。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会很累，其实，一旦想通了，不但不累，而且会活得从容、宽容。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影响到别人，这是一种接近而不可得的状态。我现在也是处于个人的转型期，有些原则性的东西还一直在坚持，但是具体的做法可能需要改变。

　　
Q：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一个人的一些想法总是与他成长的环境相关，那师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成长的环境？
我的家乡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县。现在回头来看，我生长的环境中，信息是比较馈乏的，我基本上一直处于“睁眼看世界”的状态中。信息单一，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单纯和天真，这也等于没有辨别力。我在大二之前，还基本相信中国就是《新闻联播》中的样子。我本科是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上的。我是我班上第一个当时也是唯一一个入党的，还算比较优秀。因为，当时我们学院的观念就是优秀的人就应该入党，入党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是优秀的表现。当时，我写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心情真的是很激动的，还写计划，要怎么着，怎么着。当然，现在看来的确是有点naive，呵呵。
我小时候是个故事迷，看故事书，听广播，都是如痴如醉，废寝忘食。比如，当时收音机里播《隋唐演义》，我常常听得忘了吃饭，声音小了我会贴到“戏匣子”上去，等听完了，脸上都是印子。我很喜欢评书里那些侠肝义胆的人物。这对我可能的影响是，我的想象的世界可能大于现实的世界，我对这个世界充满着美好的情感。由于我经历比较简单，以及所接受的信息的单一化和“美化”，我的想象并没有多少修正。
我到了大学后，学英语听VOA，我才听到“不同的声音”。虽然不至于完全相信，但这给了我反思的可能。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达，信息越来越多，我视野越来越开阔。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使我不断地读书，书店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从认识论到心理学，从经济学到社会学、人类学，从系统论到复杂性科学，只要能提升我的心智的东西，我都会去读，这样我才渐渐地有了一丁点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Q：那你在做媒体的时候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我最大的顾虑，一是信息不对称，尽管这是无法根本消除的，二是，害怕自己理解力不够好。我心里一直有种感觉，“记者一报道，当事人就发笑”。比如做公司新闻，我的顾虑是，对媒体而言，我觉得企业就是一个“黑箱”。记者是无法获得企业真实的运营过程的。不过，这并没有否定记者工作的意义，其实意义很大，这种对真实过程的接近本身，就是在提供一种视野，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Q：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挫折是什么？
从《新闻调查》离开，我感觉这是我的一次精神失恋，算是挫折吧。毕竟我曾经为它憧憬了很久，并通过努力进入了这个机构，也付出了很多情感。我在《新闻调查》由实习到见习，前后投入了将近一年时间，因此我放弃和错过了很多其他的机会，结果却以一种非职业的原因离开，说真话，心里的确有点窝囊。我选择延期一年毕业，也与这有相当大的关系。前面讲过，我对其他的电视栏目并没有多大兴趣，毕业时我又转到平面媒体。
从职业角度来看，我在“调查”这段经历的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都很大。不过，从人生角度来看，我觉得从中也学到了更多。这也是真话。我觉得我在向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靠近。后来一次和张洁聊天，他跟我说，他最喜欢的两个字，就是“宽容”。其实，宽容也是我的一个信念。不管我在“调查”遭遇了什么，我仍然感谢这段经历，感谢在那里遇到的人和事。

　　
Q：作为一个过来人对后来者有什么建议？
关于新闻的理想和观念就不必说了。我觉得基本功很重要。地基的深度决定大楼的高度。很难想象，一个基本功不扎实的运动员，能获得奥运冠军。新闻的基本功就是采访和写作。中国的新闻水平其实很低的，遑论职业化和专业化，而采写是最短的木板。目前，新闻教育在采写这块也很弱，所以，想当一名优秀的记者，自己要多琢磨，设法进入一些专业化媒体，做一些实习，有目的地多听，多看，多写。再就是，对自己关心的领域的知识，要有一个系统化的掌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