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时代的奸臣，除了“六贼”之外，在《水浒传》中着墨最多的，就是高俅了。

　　高俅这个破落户子弟，是《水浒传》开篇头一个详细介绍的重要反派角色。但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宋史》中居然没有传。根据史料的零星记载可知，他确实是宋徽宗的“幸臣”，罪名主要是“败坏军政”(他主管军事，没能阻止金兵入侵)。但他没有被列入“宣和六贼”中，与蔡京、童贯等人相比，大概还不算大奸大恶。靖康元年金兵南下的时候，高俅病死在家。对比被枭首的童贯、死于贬窜途中的蔡京，结局还算不错。

　　《水浒传》第一回写高俅出场，原文如下：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住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乡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仕家过活。

　　这一段文字虽然不长，却有好几个地方不是当代小青年人人能够看懂的，下面不妨先来解释一下。

　　宣武军——军是宋代与州平级的地方区划，但有地方部队驻扎。

　　破落户——指祖先曾经富有，其后代因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把家业花光的城市贫民。

　　气毬——“毬”是“球”字的古体。古代的球，外面是皮革制的，里面填充的是羽毛，所以写作“毬”。踢球有点儿像现代人踢毽子。到了宋代，才出现充气的气球——据说是用猪尿脬(suī-pāo虽抛)做的内瓤。但是仍然写作“气毬”。

　　帮闲——指一种没有正式工作、但是口齿伶俐、善于阿谀逢迎、以替有钱的官员或富商奔走策划谋生的人。有的甚至就在茶楼、酒肆、妓院内外周旋。

　　员外——本来指编制以外设置的副职官员。因为这种副职往往可以被有钱人用金钱买来作为一种头衔，所以后来就用来对有钱人家的尊称(不一定花钱买过虚衔)。

　　三瓦两舍——瓦舍，是宋代的游乐场所。“三瓦两舍”，泛指勾栏、妓院、赌场这些地方。

　　脊杖——用鞭子或竹片抽打脊梁的一种刑罚，专用于发配到外地的罪犯，以避免打屁股之后两腿受伤无法走路。

　　递解——由解差押送的犯人。

　　淮西临淮州——淮西，古代泛指皖北豫东淮河以北地区。按：临淮郡置于汉代，治所在今江苏徐州；晋代治所在今江苏盱眙(xū-yí需移)；南北朝治所在安徽灵璧；唐代治所在泗州(今安徽泗县)；唐以后废。宋代没有临淮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部，曾置临淮县，唐、元时代，还曾经是泗州的治所。这里说的“临淮州”可能就是指临淮县地面。  

　　干隔涝汉子——方言，指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一说“隔涝”即“疙癞”，也就是“疥疮”(今天四川方言和浙江温州方言仍这样叫)，“干隔涝”就是“不干不净”的意思。

　　董将仕——将仕不是人名，而是官职名称。见陶宗仪《辍耕录》：文(官)正八品曰“将仕郎”，从八品曰“将仕佐郎”。

　　名词解释过后，下面就来说说这个“高俅”。

　　据以上“简介”，可知高俅出身破落户子弟，是个“蹴球”——也就是“踢足球”的高手。除了善于踢足球，凡是“吃喝玩乐”、包括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等本事，他都沾边儿。甚至还“颇能诗书词赋”。因此他除了参加“球社”①表演踢球之外，还当帮闲。高俅就是因为当帮闲攀上了宋徽宗这根高枝，方才小人得志，平步青云的。他的发迹，除了他自身的“有利条件”之外，和小苏学士、小王都太尉阴差阳错的转荐大有关系。

　　关于小王都太尉的身份，《水浒传》书中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驸马王晋卿，也就是历史上小有名气的王诜(shēn身)。

　　驸马都尉，本是汉代的官名，大都由皇亲担任。魏晋以后，皇帝的女婿大都挂“驸马都尉”的虚衔，简称驸马，所以后文称王晋卿为“小王都太尉”、“小王都尉”。——宋代的“太尉”，本是武官的最高职务，位列三公之一；但常常被用来作为对某一武官官署主管的尊称，并不是实职。这和近代把“大帅”用作尊称，连“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土匪头子也被称为“大帅”的情况近似。驸马都尉也是武官，所以下属以“太尉”称呼他。“都太尉”更是对驸马都尉的客气称呼，其实和实职的太尉无关。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苏东坡《和王晋卿诗叙》中说：

　　予得罪贬黄州，而驸马都尉王诜亦坐累远谪(zhé哲)，不相闻者七年。余既召用，而诜亦还朝，相见殿门外，感叹之余，做诗相属。词虽不甚工，然托物悲慨，阨(è扼)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欲使诜姓名附见余诗集中。然亦不可以示诜也。诜，功臣(王)全斌之后云。

　　据《宋史》载：王全斌，太原人，赠中书令。据《宋史?公主传》，王诜的妻子蜀国长公主，是英宗的第二个女儿，是神宗皇帝一母同胞的亲妹妹，所以王诜应该是端王(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姑夫。《水浒传》中说：“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却是施耐庵搞错了辈份儿了。

　　《水浒传》说小王都太尉“喜爱风流人物”，历史上的王诜，也的确是个风流人物。也许是公主长得很难看，也许是公主不懂得琴棋书画，总之是公主、驸马并不和睦，王诜另有“宠姬”，冷落了公主，使得公主忧郁成疾而死。神宗一怒之下，把王诜给贬到了外地去，连他的宠姬也都打发掉了。到了宋哲宗时代，王诜复职回京，寻访宠姬不得，于是写下了两句有名的诗：“佳人已属沙吒(zhā)利①，义士今无古押衙②。”

　　宋徽宗还是当“端王”的时候就和王诜交好，因为王诜也精于书画、诗词。

　　《水浒传》中说高俅是因为“小苏学士”的推荐，又遇上特殊的机会被宋徽宗所赏识，方才平步青云，以一个市井泼皮无赖登上“太尉”的宝座的。从老苏、苏轼、小苏的“三苏”排行看，“小苏学士”应该指苏轼的弟弟苏辙。但是据宋代人王明清③《挥麈後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史”的记载看，这个“小苏学士”，却是苏轼。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解後，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善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jī鸡)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耶？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kuàng矿)，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授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耶？”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追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後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重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於牖(yǒu有)下。——胡元功云。

　　文中说高俅到端王府送的是“篦子”；《水浒传》说送的是“玉器”，这倒也相差不远，不是关键所在。关键的是高俅给端王送东西而结识端王，成了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总是事实。至于是不是在端王面前“露了一腿”，那倒是“小说家言”，不必那么认真计较了。

　　王明清是南宋时代的人，距离北宋末年时间不远，他说的话，应该比较可信。《挥麈後录》中说：元佑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出帅”——实际上是被贬“外调”到中山府，曾把高俅推荐给曾布。虽然苏东坡和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但他们在元佑年间不但有所交往，而且还有一定的交情。据学者考证，《挥麈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yū迂)，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因此王明清记载外公家的事情，应该可以信赖。不过曾布可能知道高俅的人品，“以使令已多辞之”，谢绝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才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

　　据王明清说：高俅在苏东坡那里当的是“小史”，有人认为“小史”就是“小使”，也就是“书童”的身份。因为曾布说的“使令已多”，所谓的“使令”，也是仆役的意思。据我看，既然说高俅“笔札颇工”，那就绝不是只管伺候笔墨纸砚的“书童”，很可能是个“书记”，也就是秘书的身份。像苏东坡那样的文豪，即便用不着高俅帮他“起草文书”，大概用他抄抄写写(笔札)，总是免不了的。——看起来，高俅至少不是一个不通文墨、不学无术的人。此外，据施耐庵的说法，他不但“球艺精湛”，而且唱歌、跳舞、摔跤样样来得，特别难能可贵的、为当代球星、歌星、舞星所缺少的，是他还会书法、能写诗。但是他最大的缺点，是“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换言之，他是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按照蒙牛公司的用人之道“有才有德，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才无德，坚决不用”的原则，高俅应该算是一个有才无德的人，应该“限制录用”才是。最多只能发挥他的所长，让他当一个球队教练之类，倒也还可能称职。没想到，年轻的大宋皇帝赵佶，比起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来，终究还是嫩了一点儿：这个只会看画、不会看人的赵佶，收录高俅仅仅一个多月，就身登大宝，居然就对高俅“破格使用”了。于是，从上任当天就打击报复陷害王进开始，到为儿子抢夺美女而陷害林冲，所作所为，无不丧心病狂，穷凶极恶，令人愤恨，令人发指。我们今天一提到《水浒传》，就联想到“官逼民反”；这个“官”，首先指的就是高俅。

　　《水浒传》中说：

　　一天，徽宗对高俅说：“朕想要抬举你，但要有边功方才可以升迁，先叫枢密院①给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有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②职事。

　　这一段描写高俅从亲随到“殿帅府太尉”的升迁，只用了半年时间，似乎跳得也太快了点儿。下面，我根据历史资料，略作补充。

　　宋朝的仕进制度，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指权力和威望而言，其实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并不低)。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他们的要求，当然也就比武臣要高得多。宋朝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种“闲汉出身”的人，想要挤进文官圈子，是很困难的。而武臣体系中，只要求“立有军功”，对资格出身方面要求比较低。所以徽宗为了提拔高俅，采取的策略是先把高俅下放到基层，到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那里去“立军功”，好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

　　《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锜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竟以边功至殿帅。”——这话正好给《水浒传》宋徽宗的话作注解。

　　高俅立过边功么？肯定立过。没立过就不可能得到升迁。这是制度，皇帝下圣旨也没用。立的什么边功？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只要高俅曾经“下放”到刘仲武军中是事实，就可以根据刘仲武的军功进行推断。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在这一事变中，刘仲武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迫使赵怀德等人复降。有学者认为：当时高俅可能也参加了这一战役。大观二年（1108），童贯及刘仲武又成功招降了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这一行动。为此，徽宗还曾亲自接见了刘仲武，并封刘仲武的九个儿子为官。后来又随林摅(shū书)出使辽国，方才擢为三衙管军，官至太尉的。《挥麈後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他的升迁资本，很可能就是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水浒传》中说：“后来没有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分明不是事实。

　　高俅是不是有这样高明的武功？可以这样理解：刘仲武体察到徽宗把高俅托付给自己的目的，很有可能送个顺水人情，故意扩大高俅的功劳。这从高俅以后和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得出来：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有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他的儿子刘锜担任大将。——高俅是个江湖痞子，痞子也有痞子的道德标准：知恩必报，也是他们奉行的道德标准之一。高俅不仅对刘仲武报恩，对苏轼的后人，也照顾得很周到。

　　但是“有仇必报”，也是江湖痞子的道德标准之一。这就难怪高俅一旦掌握了大权，首先要报复的，就是王进这个曾经打败他父亲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了。

　　高俅出身篾片帮闲，尽管文的武的都知道点儿，却不一定有多少正经本事。他管理禁军，为了讨好赵佶这个“风流昏君”，在军队训练上，就玩儿了不少花架子。据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但是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当仪仗队凑热闹的。指责高俅贻误军政，不是给他扣帽子。

　　高俅不但无能，不是“帅才”，而且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就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把军营的地皮用来建私宅，还把禁军当作私役，不认真训练，却要求为他个人出力。如果谁没手艺，就只能花钱去雇工匠来帮他干活儿。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去赚钱，当然也就无法参加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金军进攻的时候，开封城内号称拥有几十万禁军，居然不堪一击，很快瓦解，这和宋徽宗任用高俅这种庸人、小人、恶人，是分不开的。

　　小人得志，一定猖狂，本也不足为奇。奇的是这样的小人，偏偏有人赏识；古往今来，总是君子难于出头，小人容易得志。于是市井无赖，摇身一变，成了显贵；正人君子，倒要受他们的鸟气。

　　高俅得势害人，罪在赵佶(他自称“道君皇帝”，可以解释为“所有魔鬼的领袖”)；尽管《水浒传》中许多人被逼上梁山，但并不都是高俅一人所为，因为除了高俅之外，还有蔡京，还有高俅的弟弟和儿子，还有蔡京的儿子和女婿，组成了一个“奸臣集团”，危害百姓。归根结底，其罪难道不在赵佶？蔡京的字写得好，号称“状元宰相”，并非“白痴总理”，可见字写得好不见得人品好，才子更不等于君子；高俅球艺精湛，如果当个球社教练，也许还能发挥他的所长；如今让他当“首都卫戍司令”，不单不称职，还要横生事端，祸害百姓。《水浒传》开篇就从“小人得志陷害好人”写起，其良苦用心，难道还不明白么？

　　这就是所谓的“高俅现象”，也就是“所用非人”。可以说：“重用吹牛拍马的痞子”，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坛上难以根除的老大难问题。新中国建国以后，社会正气上升，这个问题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但是由于干部任用政策不是“精英路线”，而是强调“阶级路线”，又不经过考试、选举，加上司法政策强调“法律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从“阶级偏见”出发，对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犯错误采取的是“保护”政策。由于对邪恶现象打击不力，犯罪分子“有恃无恐”，终于造成了贪官的比例逐渐上升。一旦贪官多了，靠陪同领导干部打球、打扑克“伺候有功”取得高位的“当代高俅”肯定就会多起来。例如九十年代中国腐败巨贪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原来不过是一个市级机关的通讯员，既没有学历，也没有功劳，工作还不认真，却善于逢迎拍马，乒乓球打得倒不错。陈希同也有打乒乓球的癖好，恰巧陈健有机会经常陪着陈希同打乒乓球，从而取得陈希同的欢心，终于得到“破格”提拔，直到晋升为正处级秘书。小人得志，肯定胡作非为。他大肆收受贿赂，聚敛财富。陈希同落马以后，经纪检部门查明，陈健贪污受贿40.9万元，被判徒刑15年。——当然，这只是暴露出来的个别例子，只要还有贪官在，“当代高俅”，就不可能断绝。

　　根据《挥麈录》的记载，高俅是开封府人。父亲名叫高敦复，有两个兄弟，四个儿子。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已经渡过黄河，连夜仓皇往东南逃窜。据《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来和他汇合。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宠，相互倾轧。他们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就和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入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京城的几十万禁军尚且难以阻挡金兵入侵东京，要想以三千人马阻挡金兵南下，简直是痴人说梦。〗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却把高俅留在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则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儿人，都被连坐处死：童贯被杀并枭首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的下场比童贯、蔡攸等“六贼”都幸运得多：靖康元年五月十四日，高俅在战乱中病逝，生前没有受到羞辱，比徽宗、钦宗都要“幸运”。

　　由于人人痛恨高俅，让高俅“寿终正寝”，人们心中都感到不平衡，所以小说家们就杜撰故事，给他一些“名义上的”惩罚，例如清人俞万春的《荡寇志》①第一百三十二回《徐虎林捐躯报国，张叔夜奉诏兴师》中就说：

　　次日，有一太学生，姓陈名东，应直言之诏，挺身上疏。天子闻有谏疏，甚喜，看其疏中写道：“今日之事，蔡京坏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惟此六贼，罪恶贯盈。今蔡京、童贯既已伏诛，而梁师成等四人犹在，愿陛下明昭睿断，速正典刑。”天子览毕，便传张叔夜、贺太平进宫，问：“此奏何如？”张、贺二人极言陈东所奏甚是，因共陈六人劣迹。天子叹道：“朕为此辈欺蒙久矣。”便传旨将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尽行正法。叔夜因奏：“朝中尚有一贼，望陛下去恶务尽。”天子问是何人，叔夜便将高俅劣迹一一陈说。天子道：“纵此人于朝端，皆朕之不明所致，今日岂可尚道典刑。”便立将高俅拿下，将家私尽行抄没，不日将高俅发配沧州去了。

　　当然，这也只是人们在无可奈何中“出一口鸟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