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托福考试经历

年轻的“托派”

1991年夏天，我幸运地躲过高考，却心甘情愿地出现在另一个考场上，并且因为那次考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那些日子，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晃荡的生活过了几个月，实在是有些乏味了。一天，报纸上刊登新闻，说“舒而美”公司设立了奖学金，无论文理，凡是高考成绩在北京进入前10名的女生，都可以获得1500元的现金奖励。
看到这条消息，我怦然心动。
那时候，1500元对我的诱惑远远超过了今天的1500万，更何况于我而言，考进前10名不过是“举手之劳”。我开始默默畅想，自己支配这笔巨款时会有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感——
我要先请爸妈去友谊宾馆的川菜馆吃一顿“豪华大餐”，再送他们一套最新版的《鲁迅全集》；然后去秀水街或东四，为自己买一堆出口转内销的漂亮衣服，还有友谊商店里那个我向往已久的可爱娃娃“雪糕妹”；最后，还要和好朋友一起去中关村的肯德基大肆庆祝……总之，1500元，可以实现的梦想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越想越激动，兴冲冲地跑回学校，找到班主任，开口就问：“老师我还能参加高考吗？”
老师盯着我，表情如同看到了外星人。我猜她心里一定在嘀咕：这孩子疯了吧？
果然，她的嘴张了张又合上，然后才迟疑地说：“你忘了？你已经被保送了！”
我如实坦白了自己的“得奖计划”，仿佛看到那些缤纷跳跃的诱惑在向我频频招手，却没想到一盆冷水迎头泼来：“你已经被人大录取了，怎么能再参加高考呢！”
我失望极了，原以为只消勾勾指头就到手的宝贝，刹那间化为了泡影。

回到家，我一边发牢骚，爸妈一边笑：“你要真闲不住，不如试着考考托福，没准儿还能提高一下英语水平。”
想想爸妈的话也有道理，于是，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加入了考托福的行列。
报名那天，我早早地起了床。想到自己即将和大人们平起平坐，在同一个考场里一争高下，我既觉得新鲜，又有些兴奋。当我赶到报名地点人大灰楼时，还不到6点半，满以为等到上班时间就可以顺利地报上名，却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我完全惊呆了：
灰楼前还算宽敞的马路上，到处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尽头。人群中有大学生、研究生、青年教师，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估计是在替孩子排队。每个人手里都紧紧捏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先来后到的序号。有人垫着报纸，席地而坐，全神贯注地攻读手里的《托福六百分》；还有人坐在自带的“马扎”上，高谈阔论着哪些专业好拿奖学金、哪类情况容易被美国大使馆拒签。
在那个年代，考托福出国留学并不只是潮流、时尚，更是年轻人谋生的手段和一条全新的出路。后来我在人大念书时，才知道大学生中间早就流传着“麻派”和“托派”的说法。
“麻派”同学每天沉迷于麻将桌前，眼里只有七对、清一色和一条龙。尽管麻将被严令禁止，还有人因此背上了警告处分，但“麻派”同学却执迷不悔，学校也只能屡禁屡败，屡败屡禁。“麻派”同学甚至掌握了游击战的真谛，随着牌桌设立在不同地点，流窜于宿舍、水房和男厕所间。往往是夜深人静时，水房里还烛光闪烁，哗啦哗啦的洗牌声此起彼伏。
“托派”同学更是大有人在。他们的生活简单，自律，永远都是宿舍、食堂和教室三点一线。考TOEFL、考GRE和联系美国研究生院的奖学金，就是他们大学生活的“三部曲”。
在校园里，判断出哪位同学属于托派并不困难。走在路上，骑在车上，他们一定随身携带Walkman，塞着耳机，对美音的英语广播百听不厌。即便听流行歌曲，他们也非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们不选，生怕练习听力的时间会被耽误一分钟。而且，无论在食堂里排队打饭，还是在大教室里上政治思想课，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托派”同学都能入定神凝，口中着了魔似地念念有词，不把一个单词重复几十遍，绝不罢休。
有了这样一种大气候，也就难怪每次托福报名，任何一个考点都是人山人海了。
几经推搡，我拿到了那张宝贵的写着号码的小纸片。我规规矩矩地排在队尾，4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后，才终于轮到我。
一位穿蓝衣服的工作人员抬起头，上上下下把我审视一番：“叫你们家大人直接到这里来填表，报名表可不能拿走！”
“不用拿走，我就在这里填！”
“你？你能代替你们家大人填表吗？”
“是我考，又不是我们家大人考。”
“你考托福？”“蓝衣服”的口气透着不容忽视的权威和轻视，“报名表都是英文的，你会填吗？”
“怎么不会？”我迅速填好表，交了钱，心里愤愤不平。
那时的我梳着长长的马尾巴，皮肤晒得黑黑的，显得又瘦又小，看起来比其他考生小了整整一号，以至于连工作人员都不相信，这样一个小女孩怎么能混迹于此。而且，十几年前，托福还是是成年人的专利，不像今天，孩子们的英语越来越好，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稚气未脱的脸孔在托福考场上也越来越常见了。

报名以后，像所有的“托派”成员一样，我从书店里抱回一堆有关托福的书，还给自己制订了周密的“60天计划”。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腮腺炎却让我一病不起，脸颊肿得像馒头。我饱受了高烧和疼痛的煎熬，等到终于痊愈可以开始复习时，计划中的60天只剩30天了。
从此，在人大图书馆的研究生阅览室里，多了一个小“托派”的身影。
北京的7月，正值酷暑。作为“托派”聚集地，阅览室里虽然没有空调，却丝毫不让人感觉燥热。300多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里面，一大半都在苦读TOEFL、GRE和GMAT。连大家进进出出时都蹑手蹑脚，只有头顶的吊扇大幅摇摆，发出一阵阵“呼呼”的声响。
我虽然还不是正式的人大学生，却也每天像模像样地坐在阅览室里，俨然是“托派”的新生力量。
其实，相对于那些将托福视作命运转机的人，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我下的赌注都实在太轻了。我总觉得自己年龄还小，这不过是一场演习。我内心更在意的，反而是我竟然提前两个月就找到了做大学生的感觉。
因为复习时间有限，我无法大规模地背单词，或者铺天盖地地阅读英文刊物。好在初中开始，爸妈就为我请了英语家教，高中时，学校又聘请了美国外教，这一切都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几年前，没有“新东方”，没有现成的套题、答案和各种“秘笈”，收集试题就如同今天的人们收藏古董。那段日子，我每天都静静躲在阅览室的一角，做两套收集来的托福试题，并且把听力部分一句一句听写下来。
考试结束后，我很快把托福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领取分数的日子到了，我才又重新感受到，托福可以让人喜，托福可以让人悲，托福可以让人上天堂，托福还可以让人下地狱。那天，我来到指定地点，小小的办公室里早已人满为患。有人垂头丧气：“只能十月份再考了。”有人兴奋地大叫：“过了600，我终于过了600！这下肯定有全奖了！”更多的人则神情凝重，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最后宣判。
我努力挤到办公桌前，又看到报名时的那位“蓝衣服”。他拿着大人的腔调，说：“小姑娘，你还真考了托福？”
“又没有人规定考试年龄，我考着玩儿不行吗？”我心里极其不满，俨然觉得自己一个老资格的“托派”，怎么能如此不受尊重？
蓝衣服拿着我的考号，一边翻找成绩单，一边调侃：“现在的孩子真不得了！你还在上中学吧？能考550就不错了吧？”
“那可不一定！我高三都毕业了！”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藏在心里，没说出口：“550也太容易了吧！”考前的模拟练习，我第一次就过了600，后来一直稳定在630到640分。师哥师姐们总是念叨，要拿到PhD（博士研究生）的全奖，必须考到600分。但在我看来，600分早已经不是什么不可征服的高峰了。
“蓝衣服”递给我一个信封，居高临下地说：“口气还不小呢！”
我接过信封，满不在乎地拆开，没有丝毫忐忑和紧张。然后，一个数字赫然映入了我的眼帘：660。
那次考试，满分是673。660分，意味着我只做错了两三道题。
我淡淡一笑，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不过是临场的超水平发挥，让我多了二三十分。唯一值得开心的是，这下别人可不能小看我了！
我望着“蓝衣服”，扬眉吐气地说：“老师您看，我说不一定吧！”
“蓝衣服”看了看我手中的成绩单，眼睛睁得越来越圆，嘴巴也张得越来越大。顿了顿，他才无比惊讶地说：“原来这次唯一一个考660的就是你啊！”
在他眼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尊重。这让我的内心在平静之余，多了一些成就感和满足感。不过，那时的我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仅仅是为了练习英语而无意间取得的分数，竟然让我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就远赴异国他乡，开始了甘苦交织的留学生活。

命运的偏爱

660的分数带给爸妈的喜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这让我多少有些不解，一向不太关心分数的他们，为什么偏偏对托福这么在意？
多年以后，爸妈到美国探望我，说起往事，我才明白了他们的用心良苦。原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660的分数就像一张船票，能够把我送到大洋彼岸，展开一段幸福的人生。
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爸妈的一生都充满磨难。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十多年了，但那段非人岁月留下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让孩子们生活在那片新大陆，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心愿。
爸妈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竭尽所能，强忍着思念，送走了我姐和我哥。现在，又轮到了我。
因为我妈被批斗，我爸被下放劳动，姐姐和哥哥小小年纪就背负着黑五类的“狗崽子”之名，被迫离家，寄人篱下，饱尝了世态炎凉。童年的苦涩经历，让他们对留学美国的新生活无限向往。

与他们相比，我却不太一样。我没有经历过波澜，对于在人大念书和北京简简单单的生活，我很知足，也很留恋。
于是，领取托福分数后不久，爸妈就开始了地毯式的狂轰滥炸，极力说服我出国要趁早，留学要趁小。他们时而苦口婆心，时而威逼利诱，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
“托福成绩两年后可就作废了。现在不赶快用，多可惜啊！”
“年龄小，学语言才快！”
“去念本科，才更容易融入美国文化！”
“现在大家都想早点出去念书，等你同学都陆续走了，你肯定后悔！”
偶尔，听得不耐烦了，我也会回敬一句：“融入美国文化，你们就不怕我和美国孩子混在一起吸大麻？”
又或者：“现在去美国念书，万一我要带回个黑人男朋友呢？”
其实，黑人有像缎子一样漂亮而有光泽的皮肤，有野生动物一般矫健的身躯，还有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这一切都让我对他们充满好感。当时的话绝非“种族歧视”，它不过是一道挡箭牌。巨大的文化差异让我相信，一旦我的话成为事实，父母大概很难接受。
果然，每每此时，爸妈要么哑口无言，要么一脸无奈。
不过，被“轰炸”久了，渐渐地我还是会心动，会不忍让爸妈的希望落空。最终，我答应他们，尝试着去申请美国的大学。

那时候申请学校，远不像信息时代这样简单快捷。没有互联网的日子，我只能沿袭最老套的方式，骑着自行车，到紫竹院附近的“北图”去查找资料。
“北图”是北京图书馆的简称。今天，它早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国家图书馆。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它却是永远的“北图”，因为它就像一个摇篮，所有北京的留学生几乎都从那里起步。
在“北图”的资料库中，国外各大学的专业、介绍、排名、地址，甚至导师的背景都一应俱全。经济条件好些的，可以拿着资料去复印，舍不得花钱的，就只能将那些密密匝匝的小字摊在面前，劳神又费力地逐页抄写了。
我的一位师姐就带着面包和水壶，在北图连续奋战了10天。当她抄下几百所学校的资料，抱着厚厚的7个笔记本满载而归时，才发现眼镜片又要加厚好几圈了。
“北图”的经历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不堪回首。
我早就认定，我要念的大学必须符合两个标准：第一，是名校，否则，放着好好的人大不读，万里迢迢去读个州立大学，太不值得了；第二，必须提供奖学金，因为名校大多是私立学校，一年3万多美元的费用，实在令人望而生畏。
美国的大学分为University和College两类，也就是大学和学院。前者是综合性大学，不仅有本科，还有规模庞大的研究生院和研究机构。地球人都耳熟能详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就属于这一类。
后者是Liberal Arts College，在中国被称为文理学院。它们一般只招收本科生，虽小却精，录取标准和常春藤盟校几乎不分上下。像Williams和Amherst等学院，在美国本土就倍受推崇。位于新英格兰的俗称“七姐妹（Seven Sisters）”的七所女校也同样享有盛誉。据说，在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总统中，大约1/3都毕业于文理学院。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统夫人中，更有绝大多数都曾在文理学院念书。像希拉里·克林顿就毕业于“七姐妹”之一的Wellesley College，芭芭拉·布什也曾经在“七姐妹”之一的Smith College就读，不过因为嫁给了老布什，两年后，她就中途辍学了。
每年，极具权威的杂志《Newsweek》（新闻周刊）和《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都会按照综合性大学和文理学院的分类，给美国大学分别排名。评选指标包括学术声誉、财政资源、学生毕业率、师资构成、校友对母校的捐款等等。
在北图潜心钻研了两天，我速战速决地选择了7所既排在前10名，又能给外国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的大学。
坦白说，申请的结果是什么，我并不在意，毕竟对于出国，我还没有太强烈的渴望。和身边那些为了一圆美国梦而呕心沥血的狂热分子相比，我多少显得有些无心插柳。
然而，无心插的柳却真的能够成荫。
几个月后，如同天方夜谭一般，我不可思议地收到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得，这就是幸运之神对我的眷顾。
多年以后，在秦岭深处的偏远山区，我采访了一位小学“代课教师”。长达13年了，他心甘情愿地蛰居于此。尽管与我同龄，他的脸上却刻满了沧桑和憔悴。当年，因为乡亲们苦苦哀求，他放弃了考大学深造，也放弃了打工挣钱。虽然月薪从13年前的53元涨到了现在的103元，却因为农村税费减免，已经有一年多了，他分文未领。因为一个人负责小学五个年级的所有科目，一周五天，一天七节课，长期讲课让他的声带疲劳，嗓音嘶哑。但是，为了让家贫如洗的孩子可以读书，他依然乐观地坚持着。
见到我时，他一脸纯朴的笑容。他好奇地问我在哪个大学读书，声音特别沙哑。当得知我毕业于一所美国大学时，他羡慕地望着我，说：“那你连英语都会说吧？”
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内心百感交集。
因为凤凰的工作，我得以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看到中国的芸芸众生。它让我明白了亲情或爱情，物质和精神，还有求学与工作，生活赐予我的一切是如此弥足珍贵。
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有些时候命运是会特别偏爱某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