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宫并不始于明代，但明代刮起了一场自宫潮却是空前绝后的，其所反映的世态人心，其所含蕴的社会文化心理不能不令人思索。
　　什么叫自宫？自宫就是自行阉割，目的则是为了获得入宫做太监的资格。
　　生殖器的阉割，在中国古已有之：战俘阉割以作奴隶，罪人阉割以示惩罚。由于去掉了可能惹麻烦的玩艺儿，于是帝王们敢于将这些阉人置于后宫服役，而不用担心帝王后裔血缘有杂，以保证一姓之江山传之万代。
　　采选天下美女幽闭于后宫，以供一人之繁殖后代，并满足其荒淫放纵的性娱乐，这已是古代专制君王对人类尊严的无耻践踏了，而又通过阉割以制造大量的无性人，来作后宫的奴隶，更真正地“惨无人道”。
　　首先，阉割的过程极其痛苦，而且很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死亡率极高。阉割可以说是人类最野蛮、最残忍的酷刑。由于古代尚无成熟的麻醉、止痛、止血、消毒、消炎等技术手段，受阉者几乎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中，被绑住必然挣扎的手脚，堵住必然喊叫的喉咙，心狠手辣的施术者一刀切破阴囊，挤出睾丸，又一刀“去势”，割掉阴茎，受阉者鲜血涌流，无不当即昏死。然后敷以灰火，草率处理，任受阉者在“蚕室”死去活来，在死亡线上挣扎，把生命的侥幸交给老天爷来决定。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天顺四年，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阉割东苗俘获童稚1565人，既奏闻，病死者329人，复买之以足数，仍阉之。”这个死亡率可能还不是最高的，但已达21%。
　　第二，阉割是对人的生殖能力和生殖权力的野蛮剥夺。失去了生殖器的阉人，从此断子绝孙，这对于千百年来虔诚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人来说，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自己不愿意，家庭、家族也一定是坚决反对的。
　　第三，阉割也是对人的性能力和性权力的野蛮剥夺。阉人从此不能婚配，不能与一个异性组成家庭并互相给予性生活的快乐，而且由于阉割并不一定全部地破坏了男性的生理机能，于是阉人还得终生忍受欲行无能欲罢难抑的残存性欲的折磨。
　　第四，阉人被破坏其生殖系统之后，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令自己也令正常人不能接受和容忍的难堪变化。阉人失去了性器官，也就没有了性别归属，其实就被从正常社会里放逐，变成了人所不耻的异类。由于手术往往不能完善，阉人常是余沥不断，一身尿骚，无风而臭，人皆恶之。唐甄《潜书·丑奴》就曾以极其厌恶的心情这样描述阉人不阴不阳的丑态：“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臃然，磊然，如瘿，如魋；盘然，鼻及（音xī）然，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頄，非男；无髯，非媪；虽少美如玉，索无生气；不似人面也。其声似童，不颖；似女，不媚；似哑，成声；似狸，成语；不似人声也。煦煦爱人，亦复毒人；悯之则流涕如雨，恶之则斩杀如草；不似人情也。四不似，人见之无不憎者。”并因此而斥之为“人妖”。
　　第五，阉割给予阉人人格上的侮辱和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无以复加的，那种特异的自卑心理和奇耻大辱之感，将梦缠魂绕，使其终身不得安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肯毁伤”，发肤尚且如此，何况那体现男子汉气概且要为家族延续香烟的宝物呢！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因为立志完成伟大的《史记》而忍辱受过宫刑，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报任安书》中痛述心曲：“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从这些话语里，我们分明感受着一个有人格尊严的精神主体在身体遭受宫刑后的心灵震颤。
　　如此惨毒的生理与心理、肉体与灵魂相交织的摧残，在那个缺乏人性的社会里，被作为仅次于死刑的刑罚，早期先是施于战俘，后来施于罪犯，统治者还把这作为让死刑犯断子绝孙的手段，施于其子孙和亲戚九族的未成年男子。由于太惨无人道，不时有大臣上疏请求废止此刑。试想，如果不是战俘，如果不是罪犯，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被强制执行，有血有肉的正常人，谁愿意去挨那一刀！谁愿意主动选择那种不阴不阳的黑暗人生！鲁迅在《呐喊·头发的故事》里说：“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
　　但是自宫潮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连朝廷也三令五申地禁止，但仍然风气不减，直至泛滥成灾。有关史料说明，永乐年间，民间自宫渐成风气，至成化以后，自宫潮就已经难以收拾。应该说，朝廷对民间自宫开始就不鼓励，永乐年间，“长沙府民有自宫求为内侍者，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绝于父母，岂可在左右！’发为卒戍边。”不久又有兴州人徐翊以其子自宫后在宫廷服役为由，要求解除军籍，得到的结果是皇上怒斥其“背亲恩，绝人道”，“出其子使代军役”，而且谕旨“今后有自宫者死不贷”。但不久的洪熙元年，又有“数人自宫求用”，被循旧例罚戍交趾。据说“英宗禁自宫尤严，犯者俱戍极边”，但各地仍有以假冒意外伤病而自宫求进者，看来禁令的效果并不佳，所以至景泰年间已“民间自宫者甚多”，不得不更加严厉禁止，而自宫潮似已不可遏制，至成化年间竟有登峰造极之势。《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六年二月，有自宫求进者共二百六名；成化十年十一月，有自宫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奉旨谪戍，皆逃至京师，复希进用；同年十二月，大批自宫者日赴礼部喧诉求进，锦衣卫执之，多数逃匿，仍有五十四人喧诉不已，被枷示众游街；成化十三年三月，自宫以求用者积九百余人；十五年二月，自宫者至二千人，群赴礼部乞收用，被下令十日内尽逐之；十六年七月，自宫者千余人，喧扰官府，散满道路；二十一年十一月，又有千百成群的自宫求进者在礼部告扰，这些人或已发配充军，或已发还为民，但虽累有处斩仍不甘心，不久又聚集起来请愿求进；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在礼部告扰闹事的已达三千余人。弘治、正德、嘉靖年间，自宫潮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有的村庄一村数百人自宫，虽禁之而不能止。《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正月，因诏选净身男子三千人入宫，导致民间自宫求选者二万余人蜂拥礼部大门喧嚷耍赖，而负责选人的内侍乘机索贿，激起自宫求进者变乱。这真是人间奇闻，也是空前绝后的人间丑闻！
　　我们前面仔细分析过宫刑的千般痛苦，而我们接着描述的明代的自宫潮却是如此的如火如荼，这趋之若骛的人群，为了什么缘故这样丧心病狂？

二　　《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四回有一段情节耐人寻味。李瓶儿之死，由于西门庆正值炭旺火红，所以各路达官显贵，皆来吊唁。这一天，两位退休的老太监薛内相、刘公公也来了，西门庆隆重接待，又请吴大舅、温秀才、应伯爵作陪，又请他们点戏，十分恭敬。官僚（吴大舅见居本卫千户之职）、秀才、富商、帮闲，这些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凑到一起，太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礼遇？他们的自我感觉为什么竟像高人一等？大家陪着俩太监先到灵前上香完毕，薛内相道了一句“去世太早”，温秀才连忙上来卖弄了两句书本：“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穷通寿夭，自有个定数，虽圣人亦不能强。”把酸秀才口必称圣人的恶习带了出来。薛内相显然从他的口吻就辨出了他的身份，颇有几分轻视地“扭回头来”，而作者让他看见的是，“见温秀才衣巾穿着素服”，看来还是个白衣，所以露出穷酸样子，于是问道：“此位老先儿是那学里的？”温秀才连忙“躬身答道：‘学生不才，备名府庠’。”看来这位科举路没走通的穷秀才，面对走太监路而成功获取富贵的薛、刘二公公，颇有几分狼狈。接下来是应伯爵向俩老太监卖弄了一番关于贵重棺材的学问，引得薛内相亦赞亦谦地说：“是娘子这等大福才享用了这板。俺们内官家，到明日死了，还没有这等发送哩。”千户官吴大舅连忙来答话：“老公公好说，与朝廷有份的人享大爵禄。俺们外官焉能赶得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万岁传宣金口，见今童老爷加封王爵，子孙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内相问明“此位会说话的兄”既是西门大官人的内兄，又有千户官的身份，乃“声喏，说道：‘吴大人，失瞻。”接下来西门庆向薛内相推荐海盐腔戏子，在京城服侍皇帝的太监，听不惯南戏，竟说道：“那蛮声哈剌，谁晓的他唱的是什么！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载遨游，背着个琴剑书箱，来京应举，怎得了个官，又无妻小在身边，便稀罕他这样人。你我一个光身汉，老内相，要他做什么？”把走读书求官道路书生们又好一顿贬损讥讽，而也确实道出了科举道路的艰难和辛酸。弄得温秀才窘极，忍不住出来自卫，说：“老公公砍一枝，损百林。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从这段描写里，我们分明感受着世俗的价值观所支配的世风人情，这些人，在物欲方面的追求是没有区别的，其实在一个较大的范围里，他们是同类！而在这个“类”里，更风光的人是那些更成功的人，至于用什么手段达到的目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关系的。薛内相之所以自傲傲人，温秀才之所以穷酸自卑，吴千户之所以艳羡恭维，西门庆之所以耐心相陪，都不过是因为在宫中服役的太监，似乎拥有更多的权势和金钱，这里哪有人格的存身之地，哪管他作为一个人已经器官不全！。《金瓶梅》是借宋写明的，在明代，像“童老爷”（指宋朝四大奸贼之一的童贯）那样荣华富贵的太监更是层出不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童老爷”的榜样所形成的诱惑力和感召力是多么难以抗拒！薛内相这样的普通太监已经让人艳羡不已了。
　　也许《万历野获编》中的一句话已经戳破天机：“时宦官宠盛，愚民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可能加上写魏忠贤故事的小说《桃杌闲评》中的一句话更让人解颐：“功名富贵，原说皆不从正途上来。……到京师去，即寻内相出身，方得显贵。”
　　其实，把自宫潮放到明代登峰造极的专制制度，及明代中后期全社会追逐富贵腐朽生活的整个社会文化心理氛围中来理解，我们就不难解释其必然性。君不见，万千商贾，惟利是图，见利忘义，混迹人海，奔走江湖；君不见，万千士子，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古道瘦马，科场血战；君不见，官场腐败，贿赂公行，贪赃枉法，权钱交易，铜臭熏天。那些市井劣商，出卖的是良心；那些醉心八股的读书人，丧失的是灵魂；那些达官贵人，则是把良心、灵魂与权势一起捆绑销售。他们实在并不比冒险出卖性别的阉宦们高尚多少。他们追逐的委实是同一种东西，只不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已。
　　而且，令人悲哀的是，在几乎膨胀到了极限的明代封建专制制度下，社会财富的分配主要是由君主的喜恶来打发的，其逻辑竟然是，向君主把自己出卖得越彻底，主子的赏赐越丰厚。阉人们显然在这方面令所有的“奋斗者”们望尘莫及，他们以自宫的壮烈牺牲，除掉了“是非根”，令君王放心使用，又以那“最不值钱的膝盖”，时刻侍奉在君王身边，久而久之，他们还有可能成为君王的“手脚”和“嘴巴”，代君王料理家务般的政事，他们的荣华富贵就气焰熏天了。这就是所谓“功名富贵不从正途上来”的道理。
　　朱元璋起初似乎对宦官之害十分清醒，因而严加控制，但他为巩固其家天下而废除丞相制度，就为宦官擅权提供了机会，也埋下了祸根。此后宦官数量与日俱增，势力越来越大，渐渐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司法、外交、经济等几乎一切领域。唐甄《潜书·丑奴》曾深刻指出：“原其所以自宫者，使我心悸。肾为身根；掘身之根，其痛非常痛也，其害非常害也。今使人断一指以易王侯，虽有悍者不愿为之；而彼奴则为之。其求太监能忍若此，则其谋富贵何所不为？”宦官们为获得宫廷奴隶的身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自然要以疯狂地索取回报来作补偿。于是有了把英宗玩得做了俘虏的大太监王振，有了武宗时为所欲为的大太监刘瑾，更有甚者，天启年间竟然冒出来一个敢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太监魏忠贤，其气焰之嚣张已无以复加，其荣华富贵则几与天子等。难怪这样的事情也能在明代不断发生：英宗时，工部侍郎王祐巴结刘瑾，一日，他到刘瑾府第，刘见其容貌英俊但不长胡子，就问他原因，王竟然回答：“老爹无须，儿子岂敢有须。”无独有偶，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纲，许多年轻官僚拜在门下做干儿，老态龙钟的礼部尚书顾秉谦，竟捋着胡须对魏忠贤说：“本欲为儿，惜须已白。”于是吩咐儿子在魏忠贤膝下拜为孙子。如此的厚颜无耻。在这样的朝臣与这样的太监们中间，当我们把他们的生存方式加以比较，哪里能作出高下贵贱之分？哪里能找到本质的区别？
　　人类社会之有阉宦，并不止于中国。但世界之大，再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封建时代那样悠久完备的宦官制度，也没有哪个国家如此深重地遭受过宦官问题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
　　中国古代之有宦祸，并不始于明朝。但历史之长，再没有哪个朝代的宦官像明代那么蜂踊喧嚣，那么猖狂肆虐，立朝不久即开始兴风作浪，至中后期而愈演愈烈，如一团吹不开、搅不散的乌云，纠缠裹挟着朱明王朝直至灭亡。
　　明代宦祸程度之惨烈，范围之广大，对社会人心影响之深远，于是决定了：研究宦官问题的学者，必然会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明代；而当我们讨论明代社会文化心理状态及其复杂性的时候，也无法不严重地注视宦官问题。明代的宦祸实在是一面多棱镜，折射着社会各个阶层的心灵隐秘，成为观察明代社会生活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