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物价像洪水一样涨了起来，这座城市的底层在节衣缩食中焦灼不安。

       重庆的碎片
重庆家乐福踩踏事件背后的忧伤故事　　记者 邓飞 发自重庆

　　10月10日8时20分，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旁边的家乐福超市，数以百计的人排起长队，最后酿发踩踏事件。
　　当地媒体称，该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一）停不下来的小老板
　　41岁的许华生走出他的快餐店，往右，大约四分钟，他就可以看见家乐福的蓝白标识，它在中国被视为一座城市商业发达程度的指标之一。
　　很多时候，许都认为自己是重庆市市民了。2000年，他用15万元积蓄买了一个约100平方米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重庆。26年前，许和他的未婚妻从丰都县保和乡来到这个城市，那时还很少有个体餐馆，他们就在一些单位的食堂里打工。
　　1989年，许有了一个孩子。生命中另一个喜悦是，他承包了区商业局一个下属公司的内部食堂，雇请了两个工人，开始变成了老板。
　　10年后，许承包了区老干局的一个约120平方米的食堂，每年上交两万元承包费。餐厅就藏在三峡广场旁边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后面。三峡广场是重庆最火爆的商业中心之一，集结了数百家大小商铺。
　　对外的名义是食堂，这样可以不缴纳税费。但许还是给自己做了一块绿底白字的招牌，上写“许老四快餐”四个大字——三峡广场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快餐店，竞争越来越大，许希望自己能做出自己的品牌，“这样才不会被淘汰”。
　　在他的招牌上，许承诺说他提供的米饭至少是东北大米以上的好米，他还借鉴了一些电视广告，说他的菜都是“以精品原料特制”。
　　一个一荤两素的盒饭卖4元，两荤两素卖5元，如果一次性定5个，餐厅还可以派送。许和妻子信奉薄利多销，餐厅开始小有名气。每天中午，最多有三四百多人排着队吃饭。
　　许的餐厅有了十多个工人，妻子管收钱花钱，许还是亲自负责餐厅原料采购。每天六点起来，许花上8元钱租一台摩托车到彭溪批发市场，采购一大麻袋可以放上四五天的土豆、冬瓜、南瓜等，然后去台湾花园农贸市场买当天需要的青菜和猪肉。
　　2006年9月，食品菜蔬开始涨价。在许的记忆中，第一个涨起来的是干辣椒，由4元左右一直涨到近15元。随即，老姜、蒜头等干货跟着涨价。
物价就像以前长江里的洪水一样涨了起来，让许受不了的是猪肉和油——6元一斤的猪肉涨到了12元。每年　　的10月到12月是当地人熏烤腊肉或者灌制腊肠的时候，猪肉价格要上涨一些，但两个月后就会回落。但这次不是。
　　许的快餐店一天需消耗三十斤猪肉、一百多斤油。
　　11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经历了９月份的小幅回落后，１０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ＣＰＩ）同比上涨６．５％，与８月创出的十年最高点持平。其中猪肉价格上涨５４．９％，油脂价格上涨３４．０％，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３８．３％，鲜菜价格上涨２９．９％。  
　　许很多时候都很庆幸自己得到了这个食堂，“为了抓住机会，我已经停不下来了”，许把自己买的大房子租给了其他人，一家三口搬到了餐厅。餐厅里有一个小门，一条黑暗通道里囤积着大桶的植物油，他们夫妻住一间约5平方米的房子，白天需要开灯。对面儿子的房间更小，只能摆一张床，没有可以写字的桌子。
　　在32中念书的儿子显然不愿再过这种艰苦日子，他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喜欢耐客、阿迪，但没有衣柜，他只能把名牌衣服一层一层挂在墙上。
　　许的餐馆生意越来越火，但店铺追究不是自己的，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和不够安全。许不知道官员们下一次会把食堂承包给谁，每每想到这个问题，许就很沮丧。
　　只有站在餐厅里，看着客人排着队不停向妻子手里交钱，蓄着小胡须的许华生才感觉，嗯，这很好。
　　2007年10月9日开始，十周年店庆的家乐福从成都调进了一批植物油连续三天降价11元销售，每个人可以买两桶。许买菜回来，遇见了提着两桶油回家的邻居，许推醒了妻子，陈一脸兴奋，“会有这样的好事吗？”，她马上下床去家乐福，提回了两桶折扣油。
　　10月10日一早，夫妻俩人去了家乐福东门，他们特意分开站到了不同的两排，马上要开门了，人群开始骚动起来，许扭过脸，妻子看上很愉快，掂着脚昂着脸探望前面。


　　　　　　　　　（二）排队的老兵
　　从家走到家乐福，65岁的蔡仪明需要花一个半小时，他是家乐福最忠诚的顾客之一。
　　19岁的蔡在四川自贡入伍，驻守西藏参加了中国和印度的战争，1973年转业进入重庆市无线电厂，和数以万计的人在这个工厂为中国军方生产无线通讯设备。当时的北京担心和莫斯科必有一战，在西南修筑庞大的“三线工程”，挖防空洞，生产坦克、枪炮子弹等。
　　蔡的妻子来自一个逃避日本人的浙江家庭，她有7个姐姐，颠沛流离和贫困生活让她身体很差，她一直在一个集体工厂制作被服和口罩，直到退休。
　　蔡只是当年无数螺丝钉的一员，收入低下。但他要养活这个家庭，小心翼翼保护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两个儿子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嫌弃鸡鸭鱼有腥气，他不喜欢吃。多年后，他们才发现父亲其实是把所有好东西都留给他的妻儿。
　　不到一米七的父亲清瘦、沉默、谨小慎微，但父亲在心情很好的时候会感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好运气——一次遭遇印度士兵的伏击，蔡的一班战友全部被打死，蔡侥幸活了下来。
　　早年的军旅生活训练了蔡生活得朴素、坚韧、有秩序。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通间房子里，清苦却井井有条。
　　1991年，蔡家分到了一个四十多平方的房子。1997年，55岁的蔡退休，当时一个月的退休金只有500多元，加了几次后提到了900多元。
　　80年代的国营工厂一般都建立子弟学校，负责工人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一条龙教育，但这种企业办社会被证明是非常不牢靠的——企业越来越不景气，得不到充足支持的学校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师资力量流失，干部家的孩子转了学，“多年来，几乎没有多少学生考上大学”。
　　蔡的大儿子蔡翔天生近视，很小就和眼镜为伴，白净的脸上眉头紧锁，看上去总是心事重重。高中毕业后，他无法干体力活，想了很多办法谋了一个门卫的工作。二十多岁的人却做着六十多岁的人的工作，内心的焦灼逼迫他开始自考，三年的艰苦学习换回了重庆市师范大学的计算机大专文凭。
　　蔡翔去了几个小型的电脑维修服务公司，月薪一直在600元左右。2004年，蔡翔从父母家搬了出来。2006年底，蔡在出租房里结婚，但不久就失业了。
　　1991年，小儿子蔡天宇入伍，三年后复员回到父亲工厂，工厂却已经破产。当年的彩电生产中心变成了一个公司，但只招聘有文凭的专业人员。地皮卖给了一个叫华宇的重庆地产公司，房产商很快盖起了12栋商品楼。
　　天宇很庆幸在军队里学习了驾驶，总算有一技之长。他找了一份出租车司机副手的工作。如果上白班，他需要支付车主两百元，晚班则是一百元。为尽量多接到客人，天宇很快像其他出租车司机一样不停抽烟提神、长时间不能上厕所和吃饭不定时，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今年3月，天宇发现自己胃病严重，不得不回到家休息。而两个月前，他才结婚。
　　2007年初，蔡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得了10万元，租了旁边的一栋旧楼七楼的一套房子，月租400元。昏暗拥挤的楼道里被人写满了开锁疏通和解决性病梅毒的广告，房里八十年代的家具油漆脱落，胶皮卷起，客厅里挂着“知足常乐”四个字。
　　蔡早睡早起，把这个出租房也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家人花了一元钱买了一张大红福字，贴在门上。
蔡的妻子最近做了一场卵巢手术，她享受的医保就是可以报销一半的医疗费用，没有住院治疗的疾病和自费药只能由自己支付费用。
　　蔡家距离家乐福超市有半小时的车距，蔡坚持步行，他说可以锻炼身体，但儿子们都知道父亲是为了节省一元钱车费。
　　蔡用了9万多元买了一个不足四十平方的经济适用房，很袖珍，却可以看见远方的山，也更靠近城市。两个儿子也在小区的另外两栋买了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
　　蔡只剩下几千元了，他决心自己装修，用粉笔画线，借电钻打电线槽，然后铺埋自己收集的旧电线。每天，蔡都要去新房做装修，他把敲下的砖石收集起来，以后铺到卫生间里，这样可以省一包水泥。
　　2007年8月，蔡翔生了一个女儿，爷爷高兴得逢人都夸孩子生得漂亮。一家人更高兴的是，中国军方决定从今年起给参战老兵们发放补贴，蔡的名字被报到了当地街道办。幸福似乎触手可及，一家人眼看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父亲这几个月脸上的笑比以前二三十年加起来还要多”蔡翔说。
　　一部叫《贫嘴张大民的生活》的电影把这个家庭看得泪流满面——也是一个人多房小的城市贫民家庭，也是一家人相濡以沫活着的的温暖故事。后来，城市的拆迁帮助他们住上了高楼，过上了幸福生活。
随着菜蔬的涨价，一些靠近马路的人家就在陡坡上见缝插针，在污水横流的地上种植各种蔬菜。
　　蔡以前去邻近的菜市场买菜，后来发现超市有优惠——三峡广场有至少四家大型超市，超市经常把极少数菜蔬大幅度降价促销，试图刺激人气。超市里经常排起长长的队伍抢购，有一次碰上家乐福萝卜降价，蔡一次买了十多公斤背了回来。
　　蔡每次都收集超市发放的折扣宣传单，然后带回家仔细对比研究。
　　11月9日，蔡在家乐福买米，听说了折扣油的消息。之前，散装植物油原来不到3元一斤，但一路涨到了5、5元，让他忧心忡忡。下午，蔡翔在新房里见到了父亲，他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相逢。他们走到马路上等车，天色昏暗，风很大，父亲的花白头发吹起，儿子有点不忍，说爸爸你要注意身体。
　　蔡翔去了马路对面，上了228公共汽车，向左，父亲向右。同是228公汽，却因为是环线，开向两个方向。
　　次日凌晨，和平常一样，蔡在给妻子煮的一小锅粥放了一把青菜，把她的医保证书放到他褪色工作装的口袋里，上坡，朝家乐福走了。
　　一名叫孙茁的妇女也出发了。今年52岁的孙和丈夫为了照顾在重庆念大学的儿子，从贵州来到重庆找工作。蔡卖出去的房子在四楼，他们就住在三楼。
　　她的目标也是家乐福和两瓶折扣油。


　　　　　　　（三）像苔藓一样活着
    
　　2004年，雷西明和他的妻子在三峡广场卖报纸。两年后的年底，他们看到家乐福挤进了三峡广场，临近的一个超市很生气，给重庆人大打报告要求阻止这个巨无霸王进入，雷他们却很开心，“多一个对手竞争，对我们老百姓要好一些”。
　　雷住在重庆棉纺一厂附近的一个3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坐公共汽车到家乐福需要10多分钟。工厂破旧不堪，长满青苔的墙上贴满了白色标语，工人们抱怨工厂的贪官损伤了工人利益。
　　和蔡仪明遭遇的一样，这个工厂也是被华宇房地产公司收购，高楼已经逼近了低矮厂房。
　　1995年，雷去了福建晋江一个鞋厂，和数以百计的工人们用胶水胶沾鞋底。他认识了其中一个叫陈习琴的姑娘，雷是合川人，陈的家乡在达县，相距300多公里，但他们很快以老乡名义恋爱同居。
　　刺鼻的胶水对人体有害，有老工人还住进了医院，让雷很害怕。匆忙仓促的性生活导致陈怀孕了，这让工厂的干部很生气，他们决定回家生孩子。因为是未婚先孕，被当地计生部门批评是非法生育，然后罚款700元。
　　陈家没有男孩，雷只好去妻子家做了上门女婿，孩子在外婆家出生，姓陈，雷西明心有不甘，坚持也要体现他的“雷”字，结果孩子的名字叫“陈雷”。
　　刚满一岁的陈雷成了中国乡村留守孩子群体中的一名。雷和妻子又去了晋江，希望能够找到一份能避免污染的活干，结果他们没有找到，空手而归。
　　在随后的两年中，雷帮助岳父母种植麦子、水稻、玉米和红薯等等。他们一年要向国家缴纳200斤稻谷和数目繁多的税赋，种地只能填饱肚子。
　　春节，外出打工的亲朋好友回到乡村在饭桌上兴高采烈交流经验。1999年，雷和妻子去了云南昆明跟随老乡们进入牛奶行业——骑一辆自行车给人送奶，没有底薪，给人家送一瓶牛奶可以赚两毛钱，“多劳多得”。
　　夫妻把儿子带了过去，一年下来没有赚到多少钱。一家三口又回到村里。
　　2000年，夫妻俩决定去江苏无锡开辟牛奶市场，江苏人生活条件好，但当地人似乎不大喜欢牛奶，雷没有找到几个订户。
　　雷想老是混不出来也没有面子，也就折道去了广东深圳。
　　雷选择在四川老乡密集的福永镇落脚，他向姨夫借了1000多元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载客，一天可以赚五十多元——这似乎是雷最美妙的一段日子，但一个月后，他碰到了收拾黑车的执法队，他的车被几个人像扔垃圾一样扔上了车，再无消息。
　　深圳塞车很厉害，一次他在车堆里蛇行，挂了一台凌志车，对方车主怒气冲冲跑下来，咆哮着要杀了他，吓得他狂奔数公里。
　　雷带着妻子又回到了乡村。又到了春节，一家人又在乡村的酒席上仔细收集打工资讯。
　　被公认见多识广的姨夫说，出去打工应该立足自己的特色资源，这样才能赚钱。城里死了人也要烧纸钱，碰上孝子，还会烧很多。但据他们观察，城里人自己不产纸钱了，纸钱好卖。两个窃喜的男人陆续从达县批发了六吨多纸钱，用火车运到武汉。
　　但殡仪馆控制了纸钱骨灰盒等一系列相关消费，两个男人忙碌了差不多两个月找不到销路，出租房里堆积如山的纸钱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他们只好折低卖给武汉人，亏损7000元。
　　很多天后，雷都感觉天昏地暗。
　　雷又回到乡村，2004年的春节家庭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卖报——这可是少数有底薪的活，月薪600元，卖一份报纸可以赚3毛钱。
　　2004年，雷带着老婆孩子来到重庆，夫妻双双进了《重庆商报》发行部直销队卖报纸。他们在三峡广场，学习如何把报纸上的内容变成煽情而刺激人心。他们发现如果不高声忽悠，他们就不会被人注意。广场上，数以百计的商店几乎都配备高音贝的音响，一天到晚播放着激动人心的舞曲或者吆喝打折，性感美女们在广场上载歌载舞促销令他们眼花缭乱。
　　2006年底，雷看见他身边的东西都开始涨价，连一份报纸的批发价都上涨五分钱。雷的一个亲戚发现种植平菇可以赚更多一点钱。之前，他们从工地上收购纤维袋，一毛钱一个，加三分钱卖出。雷和妻子放弃了卖报，转而做起了纤维袋生意，
　　2005年，雷的弟弟雷西兵也来到了重庆。他的工作同样令人匪夷所思——收购猪肉皮，他的一个老乡摸爬滚打多年后发现了这条生财秘道——重庆人不喜欢吃肉皮，尤其是猪肚子上的那些皮，但那些饲养猪的人欢迎猪皮，原来猪皮还可以做成饲料喂猪，据说效果不错。
　　一斤猪皮可以赚2毛钱。“但现在连猪皮都涨价了”雷西兵很郁闷，猪肉涨价后，猪肉皮也上了餐桌，价钱由1元多涨到2、5元。
　　2006年10月，雷家兄弟的父母也从乡村来到重庆，他们在出租房的房檐下用塑料布和木条做了一个简易厨房。
　　一家人迎头碰上了涨价的日子。一斤瘦肉最高涨到18元，现在仍在14元以上。用来榨油的肥肉涨到了10元一斤，如果它们沾上了一点瘦肉，那价格将在11元以上。
　　青菜都很贵了，一斤小白菜也卖到了2元钱以上。两个老人从家里带来了酱豆、酸菜和其他干菜，可以应付一阵子。
　　爷爷雷世光剖开油漆桶，塞进泥，做成了两个火炉，奶奶李本芳带着一个纤维袋到工地上收集木板或木头生火做饭，这样可以省了煤球。
　　北京对中国乡村看上去越来越好，农民开始不交粮食，孩子免除九年学费。但雷西明他们还是不愿意回去。陈雷在土湾小学念五年级，女儿雷小英念一年级，“带回到老家，发现他们就是比村里的孩子要强”。
　　“孩子留在城市里，以后就是城里人了，他们成才的机会要比农村多。”雷说他们像火苗一样温暖着他们的心。一个孩子每学期的借读费用、学杂费和其他杂费需要1000元左右。他无法买下一栋房子，不得不在城市的最阴暗的地方活着，“像苔藓一样千方百计活着”。
　　雷西兵在哥哥家的对面找了一个房子，门是一块破败的三合板，破旧墙壁被人涂鸦“某某某是大色狼”等字样。他找了一个女朋友准备结婚，女朋友的弟弟也从乡村来到这里，雷开了两个床铺，铺盖潮湿，衣裤、报纸、卫生纸和《故事会》丢得到处都是，混乱不堪。
　　像乡村一样，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在晚上，围着火炉边上商量。
　　11月9日晚上，在烤火聊天的一家人接到雷西兵女朋友的侄女打来的电话，小姑娘在家乐福超市里上班，她很开心，说家乐福搞了一批油做活动，“明天早点来”。
　　次日凌晨，雷一家7口加上雷西兵女友的弟弟分两路出发赶往家乐福。雷西兵和与父母一路先去排队，其他人步行前往。
　　7时43分，雷西兵一路先行抵达家乐福东门，前面约有十人，雷打了一个电话催促哥哥快点到。7分钟后，雷西明一家也到了。所有人在家乐福的东门会合排队，小英换了一身喜庆的红衣——那天正是她六岁的生日，等着开门，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

　　
　　　　　　　　　　（四）
　　东门开了，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往里面挤，雷西兵眼睁睁看见明明排在他身后的母亲被挤到前面，倒了下去，有人压了上去。
　　头脑一片空白。
　　雷听见了一个孩子惊恐的哭叫，他在喊救命，很多天都在雷的脑子响荡。
　　死去的三个人就是陈素秀、蔡仪明和他的邻居孙茁。
　　被多人踩踏的许华生昏死了一天，醒后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冷静和代表家乐福来处理善后的当地官员们摆事实，讲道理，讨价还价，最后获赔35万元。
　　蔡翔和弟弟天宇在殡仪馆看见双眼圆睁，嘴巴张得大大的父亲，两兄弟几乎昏厥——父亲能够避开敌人的弹雨，为什么避不开踩踏？
　　孙茁的黑白照片摆放在她家的小四方桌上，那是她很多年前的模样。她的爱人、一名戴着眼镜的老工人在一个旧脸盆里为她烧了很多纸钱。当抚慰的人群散去后，老人透过防盗门说，他不想再见人，他害怕孤独。
　　医生说，59岁的李本芳的肋骨已经复位，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出院，回家继续做饭、照顾她的孙子，这让雷一家人感觉很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