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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刘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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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孙女深圳炒股赚了70万：84岁还在打拼

发表时间： 2008年07月15日 10时56分评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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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是购物不花钱，出门有保镖的千金大小姐；“文革”被抄家后，她拿着仅剩的一床铺盖，被下放农村，成为劳动妇女；改革开放后，她靠70万原始股起家，成了天津西餐厅的女老板。袁世凯85岁的孙女，至今仍在打拼——　　

袁家倜近照   张健伟摄
　　

           袁世凯孙女袁家倜，“自己拼出一条活路”
　　

                                           本刊记者刘畅

     来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区南部的“五大道”，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300多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红砖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洋房上挂着“苏伊士西餐厅”的牌子，其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已85岁高龄的袁家倜女士。
      在袁世凯的孙辈中，年龄大的经历了北洋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伪时期、国共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不同的时代，年龄小些的，也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目前在世的袁世凯孙辈中，袁家倜年龄最大，经历的世事自然最多。她精力旺盛，69岁开始下海经商，如今还在商海“打拼”。老人家皮肤细腻，看上去十分年轻，举手投足间，还留有旧时大家闺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残毒我没有继承，唯一可能保留了点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着装讲求特色，涂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妆品是倩碧等大牌，带的首饰工艺精细，连洗发水、沐浴露也很讲究。她说自己琴棋书画没有天分，唯一的爱好就是购物。
       袁家倜底气很足：“我现在自己养活自己，很独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没有的。现在的生活让我很快乐。”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协委员，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扶贫救灾，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谈起过往，袁家倜反而很庆幸自己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大起大落。“这对我是极大的改造和历练。半个世纪的巨变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让我学会自力更生。否则我早像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养尊处优，靠遗产寄生，然后抽大烟，找乐子，穷困潦倒而亡……”

                                     朝鲜族的后代

　　袁家倜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凯一生荒淫好色，正式娶进门的有一妻九妾，共生有32个子女，其中17个儿子、15个女儿。这17个儿子又生育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家儿孙共计79人之多。
    袁家的家谱，是按“保世克家”的顺序排列的。“保”字是袁世凯的父辈，“世”字是袁世凯这一辈，“克”字是袁世凯的儿侄辈，而“家”字，就是袁世凯的孙辈。
    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端，是袁世凯的四姨太吴氏所生。谈起吴氏和袁世凯的姻缘，不免让人无奈。吴氏是袁世凯三位朝鲜姨太太中的一个。当年，她本是作为丫鬟，随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为来做“正室”的金氏，却和她的两个丫头，同被袁世凯收为妾。她们三人都是朝鲜族，嫁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语言不通，又不懂得封建礼数，在袁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凯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来时都已成年，无法裹足，无奈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吴氏还算幸运，死在袁世凯直隶总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两位直到袁世凯去世，才离开寸子，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不仅如此，满怀醋意的大太太还经常趁袁世凯不在家，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进行虐待。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财产被分为17股，给了他的每个儿子。每人一股，计12万元。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解放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们，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这里。当时，祖父袁世凯已去世8年。
虽然袁家倜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闻：“父亲很害怕祖父，说他们以前每天要给祖父请安，每天几乎都是照公式一样的问答，有时惹恼祖父，甚至会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每个月有十多天，袁世凯还会在儿子请安时，让他们陪同吃饭。据说有一次，二儿子袁克文吃得很饱，袁世凯递给他一个热馒头，袁克文不敢说不吃，便偷偷将馒头掰开塞进袖筒，为此竟烫掉了一层皮。
    袁家倜说，袁世凯虽然对儿子们很严厉，但对女儿们却比较“娇纵”。“祖父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家里的男孩都可以叫小名，但是女儿都不允许起小名。他认为女儿是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他攀亲家的工具。袁家的子女都是包办婚姻，几乎全都与当时的满清王爷和军阀后代结了亲。比如曹锟的儿子是我十四姑父，黎元洪的女儿是我九婶，这都是祖父促成的，包括我的父母也是如此。”

        袁世凯授衔照

        与世隔绝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何家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几千间，当时两家联姻，让多少人羡慕不已。然而……”袁家倜叹了口气。
    谈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受袁家影响，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袁克端曾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他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他还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和袁世凯住过总统府、兴华门的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克端的后半生，主要靠典当遗产和股票为生。他们夫妻两人都是烟鬼，有大烟瘾。由于挥霍无度，后来家境很窘迫。1951年袁克端去世。
    袁家倜两个姐姐命运也很悲惨。“很多书上都写袁克端有两子一女，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她们也是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结婚以后受虐待而死，很凄惨。所以我对旧社会，没有任何怀念。”
    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远在无锡的二姑妈因无子女，将袁家倜过继到门下。她就这样随着二姑妈从天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者。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现在成了无锡的博物馆。房子共3层，每层8间，只有姑父、姑妈和我三个人住，可是佣人就有37个。司机、管家、保姆、清洁工，还有专门照顾我的。屋外还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时，坦率地说，汽车的窗帘都拉着。八点上课，我七点五十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三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都要在外面守着，车夫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
“我上初中都不会自己去买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东西都是姑妈领着，带着保姆、保镖，然后到百货公司看好什么，车就运回来了，随后他们到帐房去拿钱。究竟东西都是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我们出门身上从来不带钱，挑好了就走。”袁家倜说她并不怀念那段时光，现在，只有偶然看到电视剧中的类似情景，才会联想到自己。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快乐稍纵即逝，袁家倜16岁时，因二姑妈出国，袁家倜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但他们拗不过我，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虽然袁家当时已走向没落，但她说，“讲实话，那时候即便很难，随便卖点家里的东西，生活还是过得比普通人好，家里依旧连厨子、仆人、老妈子一共几十号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们也如此，一起过着神魂颠倒的生活，“一个个面黄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在姑妈家接受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起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朝气，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三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袁家倜开始涉足经济领域。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商务法推出，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我从坐四轮汽车改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最初，我丢了两回手镯，两回戒指，都是金的，皮包也丢过，让人扒走了……”
    一系列让袁家“少爷小姐”们难以忍受的变化，袁家倜都挺了过来。但“文革”的大灾难，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她接到最后通牒，全家要到农村去接受改造。袁家倜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被扔给一床铺盖，告别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
    袁家倜走的时候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道，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袁家倜还靠打毛衣来补贴家用，“我给老农织一件毛衣，他们给我一块钱或者给十个鸡蛋，我靠这个养活孩子。”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5角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和村民们的支持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5角。“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村里让我们住上了敞亮的土坯房，开始对我们刮目相看。”
    袁家倜一家在农村整整干了8年。一直到1973年，随着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才逐渐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城里，住进了原先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了更深的情感，也更懂得珍惜。“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能，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在袁家骝和吴健雄建议下开了西餐厅

    在袁世凯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袁家后代扬眉吐气。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骝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驻美工程师协会科学成就奖。而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颗原子弹研制人员中唯一的女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这位堂哥对袁家倜的人生也起了很大影响。最让袁家倜难忘的是，堂哥留学美国，就是从无锡起程的，是她和二姑妈亲自将袁家骝送上了轮船。“堂哥的父亲袁克文，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风流，才华横溢。可惜晚年花光了家产。堂哥出国的路费和铁皮箱子，还是我和二姑妈送去的。”袁家倜还记得堂哥在船上，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的身影，她也曾立志“要像哥哥一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家骝和吴健雄经常回国。1987年初，袁家倜陪同堂哥一起来到了深圳。没想到已经62岁的她，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在深圳一干就是6年。“我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深圳第一批创业者。”6年后，袁家倜在深圳买了一些原始股票，加上工作工资所得，赚了70多万元。袁家倜印象很深：“当时深圳不让汇款，我就用大皮包把钱装着，带回了天津。”
    一个老人，有70万元的养老金，晚年可以尽享天伦了。但袁家倜却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她开了一家西餐厅。
    “人家都说大餐厅火5年，小餐厅火3年，我的餐厅一下开了18年。除‘非典’前后赔了钱，其他时候都不错。”如今已过八旬的袁家倜，还是老板。她分析了“苏伊士”不垮的秘密，“我的特殊之处是没有外债。房产是我自己的，资金是我和儿子凑的，就我一个独号，不开分号。有多少大企业想和我合作，我都不。为什么，一变味就完了，开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说倒全部倒……”。

周恩来总理接见袁家骝及其夫人

     “女同志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

       2003年，袁家骝去世后，将他和妻子的毕生积蓄，全部捐赠中国，这也让袁家倜非常受触动，“我有时候甚至说他抠门，我要请他吃个烤鸭，他会批评我三天。你可能都不敢想象，他和吴健雄在美国，中午就吃方便面，钱放到口袋都不知道花。可能搞学术的人，就是如此。哥哥在我这里住了7年，楼下是餐厅，这让他特别高兴，说这是他最奢侈的生活。”
     袁家倜自己在天津蓟县助养了20多个孩子，每一批培养到小学毕业。现在，第二批已经培养到五年级了，每个孩子一年5000元。袁家倜的床上，堆满了孩子们写来的信。这也让她倍感欣慰。
     谈起自己的儿女，袁家倜严肃起来，“我不养闲人，因为我还在工作呢。儿女们都要自己奋斗，他们都自食其力，有车有房了。”
    袁家倜告诉记者，她一直把邓颖超一次在妇联会上的话，作为座右铭：“女同志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越老越要争取政治地位。”她说：“我现在体会很深，女人老了，你要是没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要是没有经济基础，问儿女要钱，不是很可怜。现在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女人半边天，我既有政治上的荣誉又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是双赢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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