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如果听到要枪毙一个死刑犯的消息，街坊邻居老老少少都会倾巢而出去看热闹。当时宣判大会都放在桥南街的县体育场，只见人山人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一会儿就看见几辆部队大卡车开到体育场内，最前面一辆卡车的车厢内站着两排部队战士，面带白口罩手持冲锋枪，威风凛凛，死刑犯双手被五花大绑在背后，背后还插着一块木牌，上面估计是写着死刑放的名字（当时我太小，忘记了），有两名战士押解着。然后拉到体育场的主席台上，法官宣布其罪行及所受刑罚，然后拉到泗桥麻岭头路边执行枪决。

　　以前的社会治安好，这样大造声势的死刑执行阵势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很多人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心里都怕的很，就算有什么不良念头都扼杀在脑袋中了。等我参加工作后，前面一两年还有这样的执行方式，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刘某云的福安罪犯要执行死刑。当武警把他从看守所拉出来时，他知道自己死期到了整个人都软掉了，根本走不动，还是两个武警硬搀着他拖到车上，到麻岭头执行枪毙的时候，我看他根本就没办法跪在地上，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估计子弹打入他体内也没痛觉了。

　　到现在整个死刑执行制度在慢慢发生变化，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公民的隐私权和人权了，宣判死刑不再放在体育场，而是放在法院法庭内，而且犯人从法院拉出后都是戴上头套，执行枪决的方式也变化了变化，子弹打入的部位不一样了，也不让外人靠近观看。而且能不杀的尽量不杀，能判处死缓的尽量不判处死刑，我国的法制理念已经慢慢的在向国际社会靠拢了。

　　2005年我经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宣判就体现了这样的法制理念。2005年4月25日，我们接到浦源群众郑某平的报案：其丈夫郑某发昨天晚上酒醉后持刀自杀了。我们接警后马上赶到现场，只见一个中年男性躺在房间内的地板上，胸部心脏部位中了一刀，已经死亡。法医经过尸体解剖，确定死者为心脏被锐器刺破导致大失血死亡，根据伤口的情况分析为他杀，绝非自杀。

　　同事们经过详细的侦查，结合外围搜集的证据，确定死者的妻子郑某平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随后传唤了郑某平，这是个年近30岁的女人，姿色平平，家境也不宽裕，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我和同事一起做她的笔录，她神色平稳，毫不慌张。在大量证据面前，她倒是很痛快的承认了杀死丈夫的事实，一边说一边还能笑，我真是服了她了。她和丈夫于1995年认识，而后生了三个孩子。2001年她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郑某，移情别恋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对自己的丈夫越看越不顺眼，就吵着要与其分开，但是丈夫不愿意。24日晚上夫妻两人再次发生争吵，郑某平就持刀将自己的丈夫杀害了，并且伪造了死者自杀的现场后再报警。

　　在办理整个案件的过程中，我和同事们讨论最多的问题是：这个案件会怎么判？应该怎么判？？按照我们中国的古话：杀人偿命！郑某平红杏出墙与他人勾搭成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残忍杀害了丈夫，不判处死刑真是天理难容！但是那三个孩子怎么办？三个孩子最大的还没10岁，自己的母亲杀死了父亲，孩子所收到的伤害已经够大了，父亲死了，母亲又要枪毙，孩子能受得了吗？如果不枪毙母亲，或许孩子还有个盼头………

　　这个案件的一审判决是判决死刑，后面等到二审和终审的时候改判死缓（死缓：判处死刑暂缓执行，两内年如果没有再犯罪就改判无期徒刑），似乎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似乎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法与情，总是要找到一个最好的结合点。

　　朋友，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呢？是杀？还是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