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看到这个提示,说明QQ空间无法正常打开,请尝试使用空间小助手修复

用读屏软件的朋友从这里进入QQ空间读屏版QQ空间无障碍使用帮助,请点击这里如果您读屏遇到问题?点击这里进行反馈跳到内容区

      刘继兴的空间 -- 腾讯博客

      腾讯认证 作家,文史学者,传媒资深人士。有《刘继兴读史》、《魅力毛泽东》等著作问世。
      新文化运动中的高手过招

        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形成了两大阵营,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论争,充满了激情、狡黠、机巧、趣味与智慧,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天空。  


        绝妙的“双簧”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尽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初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在对方的漠然中显得颇有些尴尬,而新文学的发难者们也在没有对手的辩论中感到了几分寂寞。


        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一个奇特的戏,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这个主意是刘半农出的,他曾在上海时进过剧团做过编剧。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是文言文写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由于对旧式文人的熟悉,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所写的那封信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足以乱真。他不但忠实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与歪曲,而且使之显得十分荒谬可笑。而刘半农的复信逐一加以批驳,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对守旧派大师林纾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


        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林琴南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蔡将陈独秀、钱玄同从教师中除名),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论辩中新文学的声势也逐步壮大。


        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信”影响之大。


        “双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内部胡适的不满。他认为“太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鲁迅则对刘半农的进步高兴,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


        写小说含沙射影
        新知识分子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充分的自信,引发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激起旧派文人的恼怒,他们加强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击。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荆生》和《妖梦》,讽刺文学革命的领导人。


        林纾写小说含沙射影骂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报》以“蠡叟丛谈”为名替林纾辟了一个专栏,按日发表短篇小说。也许他觉得以这种“不严格”的文体教训一下对手较为合适,于是便有了本月17、18两日连载的小说《荆生》。


        其中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称莫逆”,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


        小说《荆生》影射攻击“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幻想有军阀势力的“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


        林纾的另一篇小说为《妖梦》,写一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梦见一髯人邀他游阴曹地府,“并告诉阴曹大有异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城市,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前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其人进入学堂,见第二门上额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康怒极,谓髯曰:“世言有阎罗,阎罗又安在?”髯曰:“阳间无政府,阴间那得有阎罗。”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绪出见。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对他们的言论“点首称赞不己。”康“气如结墙,兴辞而出”,髯亦同行。


        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更刻薄。如说“田桓二日如猫头鹰,长啄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啖月之罗跟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一脔也。”足见其对陈独秀等人是何等仇视。简直是要“食肉寝皮”了。至此,林纾已丧失了起码的理智与风度。


        林氏以小说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称赞蔡元培为元绪公,何谓元绪?元绪为龟的别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蔡孑民(三)》中说:“元绪公,即是说的蔡孑民,因为《论语》注有‘蔡,大龟也’的话,所以比他为乌龟,这元绪公尤其是刻薄的骂人话。”


        林纾此举,行为卑劣,为人不齿。时有人称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


        胡适与黄侃“斗法”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将,因此当时反对他的旧派学者很多,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字季刚,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黄侃的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进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胡适著书勤勉,却留下数部“半部书”,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仅写成上半部。黄侃借此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胡适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颇为阴损地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语毕,学生们哄堂大笑。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老章又反叛了!”
        曾作过段琪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这是一个反对白话文运动的舆论阵地。


        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他经常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茶余饭后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曾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批判的矛头直指胡适。并点名要胡适回应。胡适看后一笑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互不相往。数年之后,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士钊的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很是有趣。


        章士钊并未像他诗中所说的那样,真的“投了降”,时隔不久,他又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屡屡攻击白话文学,对运用白话文的陈源、梁漱溟、梁启超等进行指责,并自相矛盾的宣称“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


        胡适读后,马上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钊题写在相片上的“白话歪词”,指责他是个“不甘心落魄”的“时代落伍者”。


        胡适还指出,章士钊的此篇文章本身的逻辑错误和不讲道理,并声称:“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并风趣地提出,“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刘继兴)

        请用Ctrl+C复制后贴给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