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等：1.7千万分之一：农民工代表的选举比例
郑风田江今启中国人民大学
1.7千万分之一：农民工代表的选举比例
2008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首次出现3名农民工代表，分别是来自于上海、广东和重庆三地选出的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他们的亮相，立刻受到海内外各路媒体的热烈追捧。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成为那一年两会期间的“热点人物”。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农民工身份是多么如何特殊，而在于我们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第一次有了农民工代表，还在于我们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的群体，就仅仅选出如此之少的3位他们作为代表。
根据国务院农民工问题调研组的报告，跨地区外出的农民工将近1.2亿人，再加上在本地企业就业的农民工，这个数基本在2亿。按着我们现在将近14亿的人口总数来算的话，也就是说全国每6-7个人里面就有1个是农民工。而按着十一届全国人大2987人的总数，我们却只有3个农民工代表，其所占全部代表比例仅约为1/1000。如果我们要是按所代表群体数量占社会全部人口总量比例来算，那就是7千万农民工里出1个代表。
而根据清华大学赵晓力的计算，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占33.13%，企业家占13.83%，教授科研人员占11.35%。其中领导干部的超额代表倍数（=社会各职业或阶层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社会各职业或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2。根据这一计算公式，那我们十一届人大的农民工超额代表倍数是0.006-0.007。

2.代表数量过少使农民工群体在全国人代会上集体性失语，并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不作为。
众所周知，全国人大会上哪个阶层或群体的代表人数多，那这个阶层团体的权利就容易得到保证；否则，这个阶层、群体的权利就容易被忽视，也更容易被社会和政府决策所忽视。农民代表本来少，他们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反映。
而如此反复，就会出现农民工的“集体性失语”。由此，这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强调要进行城乡一体化，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中央的这些政策一直没有被有效地落实。另外出台一结法律政策，设计的初衷可能是想帮助农民工，但实际执行下来的结果却是进一步伤害了农民工，这都是没有让农民工进行充分的参与讨论所造成的。举个例子来说，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初始设计可能是想帮助在职的农民们，结果呢？法律一出台，中小企业成本陡增，他们要么关闭，要么就减少雇佣人员，结果反倒伤了不少的农民工，最后连工作都没有了。

3.现在的代表选举机制不容易产生真正的农民工代表。
我们的代表通常是由基层开始逐级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最终基层先按选区提名名单直接由各选区选举出乡一级人大会的代表，而后由各乡人大会拿出县级人大会候选人名单，并投票决定出县级人大会的代表，而后逐级到地区，到省里，最终到全国。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由于他们的长期出门在外打工，既难回到当地参与选举，又不是工作所在城市的居民，也很难具备在务工城市参选的资格。这样，就导致农民工在人大代表选举时“两不靠”。

而按着现有这个程序，我们基层的农民工就在最开始就失去了成为代表的绝大部分可能性。由此，对农民工代表比例在我们的全国人大上如此之少，就不难理解了。

4.代表的高学历化将进一步扼杀农民工代表等草根精英的产生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高学历的先进群体，文化层次与往届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全部2987名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９２％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而且可以预期，在今后这个高学历化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照着这个趋势发展，我们农民工更加没有希望成为代表。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其中就在初中水平。
而现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又将召开，在此，我们就想问问：
（1）我们的农民工能不能多来些代表？
（2）我们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机制来让更多农民工成为代表成为可能？
（3）有没有一个长效的选举制度设计来保证最基层的农民工有公平的成为代表的机会？
最后借用一个学者的话：“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在代表结构上忽视农民这个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群体，而由其他阶层高喊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会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希望能人更多些的农民工成为代表。
（作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江今启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